经济发展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决定着需求的对象、方式、结构和水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又反过来引导供给，为供给提供动力，一切经济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需求，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只有各环节顺畅衔接、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整个经济循环畅通运转。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一个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扩大内需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的问题日益突出。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比2023年回落3.7个百分点，增速大幅低于疫情前8%以上的水平。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44.5%，较之2023年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尽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2%，但民间投资比上年下降0.1%，连续两年下降，出现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投资意愿偏弱等现象。内需不足导致一些领域和行业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以及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增长，造成国内大循环动力不足、循环不畅，制约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因素看，由于房地产供求关系、人口总量和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住房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孕产等相关业态增长趋缓。这是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们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从政策因素看，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导致支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不足。从体制因素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制、行业和群体的就业人员之间还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再分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第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左右，不仅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也说明我国扩大内需有着巨大潜力。

 

  综合起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需求侧的，也有供给侧的。在需求侧，从消费看，部分人群有消费意愿但支付能力不强，部分人群有一定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不足而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从投资看，投资积累率较高，但缺乏较好的投资项目，大量资金进不了实体经济领域。在供给侧，矛盾主要体现为缺少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一些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强。对此，必须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着力增强供给侧创新能力，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

 

  还要看到，扩大内需不仅是短期应对挑战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长期战略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从世界经济史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的，特别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主要经济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超过70%，其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超过50%。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围绕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个别国家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动辄对别国威胁加征关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有效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使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和稳定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