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毫无疑问价格比我们的一些实体量更重要，因此，在原来宏观经济学里面很重要的共识在几大宏观目标中间，物价水平目标是一个最为全面、最为核心、政策最能把控住的关键。

 

 

在宏观层面，我们可能就要认识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宏观价格指标是多元的，随着不同的环境，这些价格指标的作用会发生一些变化，最初我们知道我们的价格指标主要是CPI，但是CPI就会看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如何选择权重，如何能够与我们的社会大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实际上它有一些偏差的。这个偏差在于当一个社会的市场越来越复杂，中间链条越来越长，这里面就会导致我们最终消费者价格只属于整体宏观所衡量的活动之间的价格指数出现偏离，这个偏离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CPI 0.5%左右，PPI-2.5%左右，GDP平减指数-0.7左右的成绩，这个成绩当然很多人讲到底看哪个呢？如果从宏观经济学本身的定义来讲，毫无疑问是要考虑与宏观经济分析相对应的GDP平减指数。这是我们可能要认识到的。

 

但是从新世纪之后理论界突然发现，GDP平减指数也不能很好全面准确地描述宏观运行的状态，原因是什么？原因是GDP是一个增量指标，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经济主体所创造的各种增加值之和，它是一个增量。但国民经济仅仅是与增加值有关吗？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就与我们的财富密切相关联，所以我们的财富价格指标就引申出来。

 

因此，原来新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通胀盯住制是以CPI、GDP平减指数作为它的核心，但是大家后来发现通胀盯住制在我们泡沫经济，在这种资产繁荣与萧条中很难成为宏观管理的核心，当时宏观经济学十大共识中最重要的一个新攻势就是大缓和出现了，这个缓和的出现标志着货币政策规则化导向的管理体系已经科学化，但是话还没有说完，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因此，大家认为真正对宏观经济相对应的价格指标是一个更为综合的、是一个存量活动价格指标与增量活动价格指标相结合的一个广义价格指标体系，很多学者就主张把GDP平减指数与金融指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性的价格指数，这种价格指数就会使我们在盯住价格上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我们要盯住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数CPI或GDP平减指数，二是要盯住金融价格指数，金融价格指数里又有对内对外的，这里面像欧盟的双支柱，还要盯住一个汇率价格，因此我们经常讲的价格指标体系是一个很误差的价格指标，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我们在价格管理里简单的思考CPI，从目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已经过时，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时，我们必须分析CPI、PPI、GDP平减指数、金融价格指数，特别是房价，我也建议我们也要形成一个更为广义的价格指数，从而综合性的来衡量我们国家整个宏观状况的变化。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会看到从微观价格指数到宏观价格指数，有一个合成的过程。

 

这个合成的过程，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在一个比较稳态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微观和宏观的这种背离不会很严重，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一旦一个社会出现了产业升级，出现了大创新，创新了剧烈的结构性的变化，我们突然就会发现按照传统的方法和一些指数结构，不管是帕氏还是拉氏以及其他的一些价格指数编撰方法都很难回避这个问题，由于新产品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出现，会使很多价格指数不完整，指数不准确，这样就导致我们通常的CPI，我们认为增长2%，好像是在增长，但实际上由于替代效应和新产品的出现、新技术的变化，包括政策的变化，使我们按照这种方法会高估价格，这个高估价格专业文献认为高估的水平在1%到2%。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把物价稳定目标定在2%，是考虑了这个因素的。我们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易变性和非均衡性，因此我们物价水平的稳定一般定在3%-5%原因就是这个，目标是物价稳定，为什么还要增长3-5%，就是因为结构变化使得数据很难反映这一结构，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高估的情况。

 

刚才很多人讲，PPI为负，CPI一直还在0.5左右，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理论研究是成立的，实际上考虑结构性因素的话，物价水平并不为正，这是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的，不要老说我们现在在1%左右的物价水平就还是稳定的，不对，从理论上来看它已经开始收，重要的是当我们有大量的一些部门出现市场适龄，这时候宏观统计的一些价格会出现更严峻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在过去房价高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由于在居住类价格，八大类中其中一类是居住类，居住类包括三类，其中最重要的是租金，而租金我们按照历史成本法进行的，这里面就会导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按照市场法来进行，在房价泡沫的时候就会高估我们这个，这样就会导致所出现的房租价格的变化没有很好的体现在我们的物价水平。

 

所以，最近就会看到房租价格变化很大，对居住影响也很大，如果按照历史成本法来进行衡量，这里面的误差会更大，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从宏观角度所观察到的一些价格现象与微观之间的这种偏离，与宏观指数统计方法、与社会处在的阶段密切相关联，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我们的消费逐渐从工业化向数字化时代进行快速转变的时代，同时在中国技术进步大幅度提升的时候，很多新产品、新消费的价格比想象的下降的还要快，因此，我们看到刚才伍戈博士讲的，GDP是正增长，CPI还是低增长，这中间的背离引申出价格冲击的核心力量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是需求和供给两端进行的还是单向的，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从微观来思考这个问题和宏观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差异度是比较大的，因此这是一个超级技术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做学者的还没有把目前中国这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研究透，给国家呈现一幅真正的、全面的、立体的、价格的变异在新阶段的新规律是什么，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价格问题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三，治理价格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有几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治理通胀与治理通缩之间，治理通缩的难度更大。为什么治理通缩的难度更大？原因是价格上涨和价格下降对社会产生的是不对称的效应。价格上涨，就会看到生产者很高兴，因为整个的利润在上涨，而消费者不高兴，至此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利益阶层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不一样，到底是生产端价格上涨，消费端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同的冲击会怎么样？

 

第二个结论，生产者价格下降和消费价格下降，到底哪一端哪个主体会好？大家一定会知道，通胀消费者是不满的，通缩生产者不满情绪会更大，因此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通胀的时候，民众呼声比通缩时候呼声更强烈，给政府的压力会更大，因此我们宏观经济学中在治理通胀上已经寻找到很好的办法，特别是通过上世纪70年代滞胀出现时，我们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心得，但是，我们在治理通缩上面却发现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还没有形成特别好的一些心得，尤其在这上面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对称，导致决策者之间的一种偏差，引发我们对于治理方式和理论学者在研究中间的一些偏差。

 

这是目前出现低价现象，毫无疑问是我们值得高度探索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下一步能够为世界宏观经济学做贡献的很重要的地方。这是大家能够认识到的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实际上价格治理不仅仅要有短期政策，还必须要有中期的结构性改革和大量辅助性工作，我们就对比大萧条时期，胡佛政策和罗斯福新政，以及日本时期三十年当时和宫泽喜一政策与安倍政策之间的这种差别。这种差别就说，我们通过短期的一些刺激，通过扩需求，是不是就能够走出通缩工资螺旋机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旦出现持续性的物价低迷现象，发现的问题是市场出现了功能性失灵，你的扭曲已经到了很严重的一种地步，所以，简单进行刺激很难走出来，这里面又必须回归到偏低，物价工资螺旋机制反向运转形成的根源是什么，这个一看就发现了很多的奥妙。

 

比如在罗斯福时期，罗斯福新政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低物价现象不仅仅是宏观现象，而且是微观现象，这里面发现大量的恶性竞争导致大量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大家知道罗斯福新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叫做工业复兴法案，工业复兴法案最核心的是要求所有企业必须遵循定价原则，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划，同时鼓励价格卡塔尔出现，大家知道1933年罗斯福新政通过了工业复兴法案，1935年美国高等法院宣布了这个法案是违宪的，这里面对于自由竞争是一个伤害。这就马上引出了一个，简单的一种有缺陷的市场让它自由竞争，会不会出现系统性偏误，答案是肯定的，大家就会知道我们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要不要政府进行干预，还是鼓励行业之间进行自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政府介入对于弥补市场缺陷非常重要，是一个基本。大家都知道，要想走出通缩工资螺旋机制，特别是通缩之后企业利润下降，工人失业，收入下降，消费下降，投资下降，进一步引起收缩，螺旋机制的这种形成，如果把金融纳进来也是一样的反向螺旋机制。

 

要打破的关键指标是工资，工资怎么涨，在胡佛时代工资很重要的就是下令企业不能降工资，结果就导致企业倒闭的更厉害，罗斯福新政很重要的是不能降工资就会伤害供给者企业，进一步引发这个问题，因此就采取以工代赈解决就业，增加收入，该倒的企业就倒，这里面大刺激，很重要的一个不能妨害市场主体功能的修复，不能将成本转嫁给企业，要想企业增加工资最重要的是使企业生产能够正常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投资收益要能够提升，大家就会看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谈到最重要的走出危机的核心是资本效率边际的提升，如果这个不提升，永远走不出去的。

 

因此，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恢复大量企业的活力，要在死一批、生一批中间恢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从而使大量的新技术的进步，产业提升能够从中观层面穿透到微观层面上，我们最近看到技术进步很火，产业升级也很火爆，但很多企业不盈利，为什么不盈利呢？最后一公里为什么没有走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要加速市场出清，加速一些优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间的这种生存力，从而使整体国民配置资源的效率提升，投资效率提升，最终使企业愿意给工人进行市场型的真工资，这样才能走出目前的框架。

 

这个研究有它的历史基础，也有理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就业政策、需求扩张政策上面要有一个落脚点。一个是帮助国民经济循环保持顺畅高效，更重要的落脚点是要保证整个市场功能的修复，使我们整个民族穿越周期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刺激要讲方法讲法度，而不是乱刺激，否则我们可能就会重蹈一些错误案例的覆辙。

 

以上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8期）上的发言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