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4.8%，全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与此同时，经济运行呈现出供给强于需求、供需强弱失衡的态势。从主要指标看，高于GDP增速的指标多集中于供给端，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5.8%，高于GDP4.8%的增速。工业的强劲增长在较大程度上受益于出口的拉动。以人民币计价，前三季度外贸出口增长6.2%，显著高于GDP增速。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工业和出口的驱动。而在需求端，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显著低于GDP增速，分别为3.4%与3.3%。伴随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尤其是美国新一届政府推行加征关税政策，我国外需和出口增速或将趋缓，工业生产也将随之受到影响，进而增大经济下压力。

 

当前，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仍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消费需求不足更为突出。过去几年受疫情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致维持在4%左右。今年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3.5%，尚未恢复到疫情前8%的水平，特别是6、7、8三个月仅增长2%、2.7%、2.1%。服务零售额在前期恢复性增长后增速放缓。与此同时，受房地产投资拖累，投资需求持续放缓，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

 

二是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持续低迷。受价格疲弱影响，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下降0.7%，已连续六个季度下降。名义GDP增速走低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形成市场主体与宏观数据的“体感温差”和“预期温差”。同时，名义GDP增速走低加上汇率因素，还造成我国与美国以名义GDP衡量的差距明显扩大。

 

三是需求端走弱可能向供给端传导。需求不足导致产品销售价格回落，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2024年上半年企业盈利状况改善，而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5%。企业亏损面扩大，资产负债表可能出现逆向调整，扩大投资、增加生产的意愿将受到影响。这表明，需求端走弱的压力会逐步向供给端传导。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我国经济自2012年进入“三期叠加”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在调整中转向新的动态平衡，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因素发生变化。过去讲“新常态”，主要是指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带来的经济下行，现在总需求不足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疫情三年对需求侧的冲击更大，进一步强化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正处在以需求不足为主要约束的阶段。

 

近年来特别是疫情后，需求端出现了重大调整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引发需求收缩。2021年房地产市场峰值时，商品房销售额为18.2万亿元，2023年仅为11.6万亿元。今年前10个月，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0.9%，按此推算全年销售额可能降至9.2万亿元，相比较于2021年峰值，大致有9万亿元的总需求收缩。这种需求收缩效应加剧了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二是资产负债表受损对需求产生影响。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产减损，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同时前一时期股市持续低迷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居民消费更趋谨慎。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导致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从趋势看，资产负债表修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改善和资产价格回暖，有效需求恢复需要一个过程。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需求扩张。2023年末，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40.74万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6.1倍。随着债务持续扩张，付息负担明显加重，部分省份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超过20%。隐性债务的压力持续增大，随着现金流能够覆盖的项目减少，收益率下降，债务风险加速积累。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对需求扩张特别是投资扩张形成制约。

 

供需失衡是过去较长时期形成的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时，往往采取发债上项目，通过扩大投资和产能拉动经济增长，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是十分有效的。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这种模式拉动经济增长的效能逐步降低。投资最终会转化为供给能力，过去制造业规模较小时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求得供需平衡，随着中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达到30%甚至更高，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如果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也将使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意义十分重大。一篮子增量政策扭转了经济下行态势，提振了市场信心；资产市场回暖有助于修复资产负债表，改善市场预期；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举措，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明年的中国经济也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特朗普新一轮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目前，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方式、时间、范围，以及持续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最近提出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与原先提出的加征60%关税和取消我国最惠国待遇是何关系仍不清晰。这些变数均可能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产生影响。考虑到特朗普政府中持鹰派立场的内阁成员可能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不仅限于贸易领域，还可能扩展到科技和金融领域。因此，明年外部环境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出口增幅回落叠加内需低迷可能增大经济压力。今年前三季度，外贸出口较快增长促进了工业和经济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23.8%。若明年特朗普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明显下降。即使考虑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潜在的人民币贬值，以及对非美市场的出口增长，外贸出口的增速仍将下降。如果消费和投资需求持续低迷，三大需求压力就会形成叠加效应。由此可见，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变得尤为紧迫。

 

第三，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外溢效应仍可能持续。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是造成投资、消费、地方财政和金融信贷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拖累固定资产投资3.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房地产指标下跌幅度仍然较大，10月份部分指标跌幅还在扩大，房价仍处在下行探底过程中。因此，明年仍需关注房地产市场调整可能对消费和投资带来的外溢影响。

 

 

2025年宏观调控仍面临艰巨任务，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办好自己的事，统筹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以大力度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赞成人民大学形势报告提出的明年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5%左右，这既是对预期的引导，也是信心的体现。我国已确立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0年至2035年这15年间年均GDP增速需达到4.72%。因此，明年若设定5%左右的增长目标，将有助于“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保持在5%左右，为未来完成2035年目标预留弹性空间。

 

1、以大力度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

 

面对内需不足和经济下行压力，短期需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具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持续推进一揽子增量政策开启的新一轮宏观调控。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要义是对总需求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以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今年二季度以来，广义财政收入下降导致广义财政支出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因此，明年可能需要适度提高赤字率。2020年，因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2023年10月增发1万亿元国债，当年财政赤字率提升至3.8%。明年的赤字率是否应超过3.8%，值得进一步研究。加大政策力度的明确宣示有利于提振信心和改善预期。同时，考虑到给全国性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特别国债规模也可能要扩大规模。若考虑每年从地方新增专项债中安排资金8000亿元，连续五年累计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专项债规模也可适当扩大，并可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包括用于收储土地和存量商品房，以及支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支持性货币政策加大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在具备条件时，调降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2、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

 

推动经济转型，关键在于从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增长的模式转向“政府促进消费、消费引导投资”的新模式。消费是最终需求，扩大国内需求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以促进扩大消费。当前商品消费相对饱和，应积极扩大服务消费，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养老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和价格限制，促进社会投资进入，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对多样化服务消费的需求。消费主力是年轻群体，可以考虑通过生育补贴等方式激励年轻群体增加消费。加快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中央财政对常住地政府用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的支出予以补助，释放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

 

3、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明年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就是要针对特朗普发起的新贸易战，加强政策储备，研判贸易战动向，及时有效采取应对措施。应对特朗普“拉起吊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欧洲、日韩等经贸合作。同时，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制，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制、规制、管理、标准想通相容，打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作者：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以上观点整理自王一鸣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4-2025）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