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根本上靠的是全面系统的“换技术”。新技术的研发需要投资，进而带动增长，推动创新，这是发生变化的深层次逻辑。创新及其带动的低碳绿色产业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是处理各种矛盾、理顺复杂关系的关键所在。

 

　　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并不仅仅是坐而论道，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数以万亿计的研发和产业投资已经投入，如果长期目标动摇或后退甚至放弃，所涉及的不仅是理念和价值观问题，更是巨大的利益问题。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近四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碳达峰与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使中国发生了超乎预期的变化。回溯四年前，提及“碳中和”，鲜有人能阐述其内涵。时至今日，若仍对碳中和陌生，则无疑已落伍，已出现了大量专家或自称为“碳中和专家”的人士。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在口头上倡导，更在行动上全力以赴。一系列创新驱动的低碳绿色产业迅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造、绿色投资和市场发展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过去几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多年来，中国在风、光、水电、生物质发电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在可再生能源的关键零部件生产领域，中国全球市场占有率普遍超过70%。尤为突出的是“新三样”，去年其出口总额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这在三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更为关键的是人们观念上的深刻转变。过去的长时间内，人们把环保、减碳与增长看成相互掣肘甚至抵消的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现在已经转变为相互促进和共赢的关系。

 

　　其中的关键变量是创新。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根本上靠的是全面系统的“换技术”。新技术的研发需要投资，进而带动增长，推动创新，这是发生变化的深层次逻辑。创新及其带动的低碳绿色产业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是处理各种矛盾、理顺复杂关系的关键所在。

 

　　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分别是内生性绿色技术和修补性治理技术。修补性治理技术，是指在维持已有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所采取的补救办法，特征是“先排放、后治理”。

 

　　而内生性绿色技术，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可大幅度减少碳排放量。例如，每千瓦时发电，碳排放燃煤为1000克，光伏为30克，风能为10克；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风能发电，碳排放量分别减少970克或990克，也就是用3%或1%的碳排放量发出同样数量的电，这就是内生的绿色技术。

 

　　目前，传统燃煤发电技术体系下，前期采用节煤技术，以后采用碳捕捉、碳封存等技术，都属于修补性治理技术，成本难以降低。光伏、风电等碳排放很少，属于内生性绿色技术，降碳成本很低，接近于零。

 

　　绿色转型初期，光伏、风电等生产成本高、降碳成本低，综合成本较高，形成“绿色溢价”。传统燃煤发电生产成本低、降碳成本高，综合成本具有优势。

 

　　绿色技术创新展开并加速后，出现超出预期的新格局。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太阳能光伏的成本下降了近90%，陆上风电降低了近70%，海上风电下降近60%。目前，风光发电成本已经接近或低于燃煤发电，加上降碳成本，已具明显竞争优势。

 

　　内生性低碳绿色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技术进步速度快、潜力大，规模效应带动成本降幅明显，产业链和其他配套条件较好，有较强的韧性和抗冲击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创新主体，创新活力强，反应速度快。例如，中国新能源产业各板块出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

 

　　过去几年我国在绿色转型中出现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变化是，由以往固守原有技术和生产体系的节能减排，转向更多依靠全面拓展新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创新，或者说，由修补性治理技术转向内生性绿色技术，由“先排放、后治理”转向低碳绿色的技术和生产体系。

 

　　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要重视识别并区分修补性治理技术和内生性绿色技术，防止“假转型”；更多地支持内生性绿色技术，有利于实质性促进创新，防控风险，降低成本，加快绿色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