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优化能刺激生产力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匹配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并进行制度化的创新。

 

第一，增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新质生产力要重视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研究制定 “十五五”规划和 2040 年远景目标时应该提出一个逻辑，设定全国研发费要占 GDP 的 3%，到 2035 年是不是应当进一步提升到 4%？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化安排，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要调整的。

 

第二，增大原始创新研发经费的投入。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0—1 的源头发明创造、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到 2035 年应该力争使我国的原始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达到 20%。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这个指标一调整，整个生产关系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就比较匹配了。

 

第三，提高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力度不够。0—1 发明以后，1—100 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度不够。目前中国的转化度大体上是发明量的 20%，在世界范围偏低。任何发明创造不可能 100% 转化，但 40%、50% 的转化是应该的。目前我国的制度是一切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专利投资者占 30%，发明者、发明团队占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 70%，听起来我国对发明团队高度重视，但是发明团队能发明，不见得能转化。最近这二十年，每年有上千个获得技术进步奖、创新成果奖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少有发明的人因为知识产权变成亿万富翁的，因为没有转化就没有产生生产力，就没有利润。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还真要学发达国家的做法，发达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知识产权专利都是三个三分之一，也就是任何科学发明的知识产权专利出来，谁投资谁拥有三分之一，谁发明谁拥有三分之一，谁转化也拥有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如果发明者自己把它转化成生产力，那么发明者可以拿三分之二。发明者能发明，但不一定能转化；转化者情商高，懂市场，只要制度保障到位，就会有大量的转化者参与进来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美国的《拜杜法案》就是三个三分之一的法律规范，推动硅谷成为全球研发创新及科研转化的高地。这里边我国缺一个制度机制，怎么保障转化者的利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这样的转化，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开发的投资、发明、转化的法律制度，这也是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

 

第四，建立健全培养独角兽的资本市场体系。好不容易 1—100 有了产品，怎么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成形成独角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需要资本市场支持，需要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天使基金的支持。虽然这些基金现在都有，也有差不多二三十万亿的资金量，但是基金大都以投资为主、投机为主，缺少耐心，很少有会从产业萌芽状态就开始投入培养的，都想吃现成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缺少耐心资本，所以大家注意中央政治局近来开会讲了一句话：一定要推动中国耐心资本的发展。

 

第五，数据产权问题。新质生产力是数字要素对传统要素的颠覆性创新。但数字要素的知识产权怎么清算？因为数字跟煤炭不同，煤炭一用就用掉了，麦子给你就是你的，数据卖给你，他可以重复使用一百次，可以不断使用，使用过程中数据有迭代，变成新数据，所以数据的产权、分配权、使用权，它最初产生和最终的效益怎么来匹配，现在的制度还没到位。制度不到位的情况下，不断推进数据的活跃，活跃过程中，就会出现许多司法纠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要把这件事做好。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在五大板块的产业上发力，要在五个层次上进行颠覆性的创新，要培育和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要着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要提供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只有各方面综合发力，形成体系推进，新质生产力才能快速生成，并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提升国家总体竞争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强有力的生产力支撑。

 

本文选自《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季刊）2024 年第 3 期。内容为作者在 2024 年 6 月 25 日的 2024“影响力·时代”峰会——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发言节选。

 

作者：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