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涉及经济、社会、思想变革，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思维方式，需要推进创新性、深层次、系统性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加快形成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重点在以下方面着力。

 

（一）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和途径。经过长期发展，我国传统产业在规模体量、结构体系、技术水平、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我国传统产业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部分领域“产能冗余”等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机”，使传统产业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有效释放。一是支持用数智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健全支持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的有效机制，鼓励面向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开展共性技术研究，加快推动数智技术在传统产业的产业化应用示范。二是支持用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全方位、全过程发展绿色生产力。三是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截至2023年底，我国现有国家标准4.4万余项，要修订一批技术、安全、能耗、排放等关键核心国家标准，强化制度约束和标准引领，促进技术改造、消费提质和循环畅通。

 

（二）强化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体制机制。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质态和产业变革具有决定性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从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的转变，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12位。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同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推动领跑领域持续发展，巩固扩大优势地位。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强化“从0到1”的原创导向，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前沿引领技术供给。二是推动并跑领域加力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产业体系化配套优势，系统推进科技创新、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加速规模扩容和技术升级迭代。三是推动跟跑领域加速发展，力求迎头赶上。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全链条突围，以自主可控的创新链保障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同时，要注重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推动在更多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

 

（三）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4年的7.6%上升至2023年的13%以上。也要看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基础薄弱、区域产业同质化布局、产业急需人才缺乏等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一是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坚定不移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重点突破。二是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生态化发展。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三是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优化产业区域布局，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持续扩大市场空间，推动更多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支柱产业。

 

（四）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未来产业由前沿科技创新驱动，当下处于萌芽时期或产业化初期，未来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是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格局变迁中最活跃的力量。当前，面对世界主要国家激烈竞争，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局面。要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一是加强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把握未来产业孵化具有高不确定性、发展具有高成长性、技术具有多路线迭代性等特点，加强前瞻谋划和政策引导，构建创新策源、转化孵化、应用牵引、生态营造的产业培育链条。二是增加源头技术供给。加强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从制度上落实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三是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适应性监管体系，支持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大胆探索试错。支持地方开展未来产业相关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

 

（五）健全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有赖于各类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和配置效率改进。要改革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一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爱护和支持优秀企业家，有效激发企业家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创造性主动性，发现新市场、开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实现新组合，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深化劳动力和人才发展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流动的工作机制，加强创新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加快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三是健全科技金融体制。完善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特点相适应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四是大力促进先进适用技术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五是优化土地管理制度。优先保障主导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地，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制定工商业用地使用权延期和到期后续期政策。推进合理有序用海、用空。六是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建立健全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引导各类资源环境要素向绿色生产力集聚。

 

（六）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渗透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左右。下一步，一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加快构建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的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二是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类似于历史上蒸汽机、电力等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通用技术。要推动算力、算法、数据等关键要素创新突破，加快大模型在工业领域部署，推动通用人工智能为各行业赋能。三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强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鼓励大型企业通过开放平台等多种形式，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四是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积极参与全球数字领域标准、规则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