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重要发展

 

（1）在生产力经济理论上，强调生产力自然形态构成上的发展和时代化。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生产力学说是对制造业工业革命的历史回应，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是对大机器工业化发展时代的科学回应，那么新质生产力学说则更体现对新的信息时代科技创新驱动下的产业革命做出时代性历史性回应，赋予新质生产力“质”的新结构性定义，强调新质生产力“质”的变革核心是要素禀赋变革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更具经济技术发展的时代化新特征。“新质生产力”的“新”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从物质生产力本身发展历史进程看，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力逐渐改造和替代“旧”的生产力的迭代式升级过程。这个升级过程的核心动能在于生产要素质的变革和生产要素技术组合方式（生产函数）的根本改变，即要素禀赋演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产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演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迭代以新产业培育为基础，产业结构演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则是创新的函数，产业和产业结构变化则是这种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体现和载体，进而生成系统性的生产能力迭代，这种迭代界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生产工具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机器直到当代数字智能工具；动力演进经历了从自然力（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到机械力（热力、电力等）直到当代的智能“网力、算力”；产业体现经历了渔猎、农耕、工业、服务业。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化技术为突破，带动纺织、交通运输、煤炭、钢铁等资源型产业生产力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力为标志的电气化技术为突破，带动汽车、飞机等重工业和石化等能源产业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材料等信息化技术为突破，带动电子信息、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和新技术、新装备、新能源、新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四次产业革命则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突破点，带动数字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技和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生产力飞跃。“新质生产力”论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上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做出理论回应，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学说的运用，更是对新时代生产力演进规律的揭示。

 

（2）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强调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术语的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素生产力论和全要素生产率范畴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所说的“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等要素生产力思想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因此，“新质生产力”所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更不是对资产阶级传统“效用价值论”的沿用，而是指在生产自然物质技术意义上创造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效率，不是指商品价值源泉意义上的创造。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和使用价值（产品）的存在形式仍然是商品货币形态，其运动过程仍然是市场竞争机制，因而要素本身仍然是商品、要素系统性集合为生产力创造出的财富（使用价值），仍然要以商品价格总额的形式存在。所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可以体现为具体的使用价值生产上的具体劳动效率的提高，也可以体现为以商品价格计量的价格总额以及产出水平的提升。把“全要素生产率”范畴引入“新质生产力”，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命题，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造性坚持。

 

（3）在发展经济学上，强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逻辑的新突破。在经济发展史上，尤其是战后许多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发展命题成为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实现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方案又大都源自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家，形成所谓“发展经济学”，但成效并不显著。其中一个基本逻辑是在经济发展和结构上以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水平和结构状况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赶超的目标，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和结构演进规划。结果，人均GDP量的差距并未真正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产业结构质态演进不仅没有实质性提升，反而更大程度上被定义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实质上，这种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状况为目标，追随发达经济体历史轨迹亦步亦趋的发展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追赶超越的；再加上制度上长期形成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把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使得发展中国家既缺乏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创造的奇迹，表明只有打破这种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上的西化迷思，才能走出真正具有符合国情和民族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均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我们能够也只有坚持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可能，而且具有紧迫的历史需要。

 

从发展的可能性上说，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某些领域和产业已经具有领先或并跑优势；

 

二是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时代特征和规律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突破性发展创造了机遇，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中，许多方面的技术创新具有鲜明的前沿性和开创性，“无人区”的存在可能降低对原有科技创新的路径依赖程度，为我们提供了大体相同的起跑线，使我们在一些领域可能摆脱“后发”劣势并实现赶超，科技创新的突破性进展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提供超越的可能；

 

三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相应的经济体量，不仅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和相应的技术创新、产业突破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和应用场景，而且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提升创新的市场竞争力。

 

从实现的必要性上说，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新的约束条件下，特别是发展绿色化、数字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发生系统性改变的环境下，仍然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很难达成，必须贯彻新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才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是国际竞争新格局下，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互补性逐渐减弱，竞争性不断强化，在原有的分工体系和结构格局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与发达经济体展开竞争，才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体系中获得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理论立足当代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系统地突破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