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性可以衡量在一个社会人们是否具有均等的机会攀登社会阶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是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提高的经济史，也是资源配置机制从计划向市场转换的改革史，进而是社会流动和人民福祉不断提高的社会发展史。这期间中国创造的一个发展奇迹，即形成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充分反映这几个历史维度。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的带动下，在1978年-2023年期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从29.5%提高到75.9%，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66.2%。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释放出人口红利，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总量扩大做出巨大贡献。这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直接表现和推进路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效率和福利改进的意义上，实现了就业与职业、居住地、人力资本以及收入地位的转变，并且使这种转变在经济和社会双重意义上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作为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已经有所减慢。从作为人口流动主要群体和基本源泉的外出农民工规模来看，离开本乡镇六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增长率，从2000年-2008年期间的年均7.5%，降低到2008年-2016年期间的2.3%，进一步降低到2016年-2023年期间的0.6%。这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减速的一个推动因素，即导致劳动力数量增长、质量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而且也表现出社会流动性弱化的倾向。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幅度的收窄，就是社会流动性减弱的一种表现。

 

 

　　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低报酬的农业向生产率和工资更高的非农产业流动，以及人口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向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城市迁移，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导致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然而，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都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现象，而非经济发展的永恒过程。从表层逻辑来看，随着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甚至中速，社会流动的态势从疾风骤雨转向和风细雨，从大河奔流到涓涓细流，似乎也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特征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来说，大幅度社会流动的潜力真的消耗殆尽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市场主体之间、部门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的生产率差异，意味着仍然存在着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相对于所处发展阶段，过高的农业就业比重、偏低的城市化率，以及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都意味着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仍有巨大潜力，中国社会流动的提升潜力自然也是巨大的。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伴随着GDP增长和劳动力流动速度的减慢，作为社会流动支柱之一的市场机会也趋于减少。这提出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及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能否以及如何保持社会流动性?一方面，既然在经济领域仍然存在着足够宽阔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与之相连的社会流动也同样具有巨大的潜力。另一方面，在市场机会这一支柱之外，社会政策和家庭养育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支柱，加快构建和培育这两条支柱，完善其功能及其作用环境，可以使社会流动摆脱对市场机会的过度依赖，形成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常态机制。社会流动三条支柱具有三位一体的性质，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完全不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从终极目标来说，作为一种制度框架，三者固然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在制度框架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根据每个时期的条件成熟度和特征，有针对性地强化某一支柱，仍然是必要且有益的。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继续着力挖掘市场机会并使其得到充分分享。正如中国在产业和企业层面仍然具有可供开发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因而中国经济增长并未耗竭其应有的赶超速度一样，中国社会流动性提升的潜力不仅仍然存在，并且可以说是巨大的。为了挖掘资源配置空间和重新配置潜力，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定应该围绕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机制。这包括推动市场主体之间的充分竞争，实现产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由资源稀缺性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完善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二是纠正在生产率分享方面存在的市场失灵倾向。通过监管、调节和引导，让经济增长能够最大化创造高质量就业，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的充分分享。

 

　　其次，以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实施社会政策。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正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保持社会流动的需要日益突显，福利国家应运而生。可见，社会政策既要对改善民生的期待做出积极回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又要从一般规律出发，在制度建设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搭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四梁八柱。推进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就是因应现实需求的尽力而为，同立足长期制度建设的量力而行有机结合，才能够以蹄疾步稳的节奏，构建和畅通长期社会流动的通道。

 

　　最后，通过完善家庭功能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集经济、社会和人口再生产职能于一身的最基础单位，家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制度形式，能够以符合效率和效用目标、有利于家庭福利最大化和代际繁衍的方式配置资源。鼓励生育以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挑战，刺激居民消费以打破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提高家庭养育能力和培育儿童技能以促进代际社会流动，都有赖于家庭的全面发展和家庭养育功能的大幅度提升。在诸多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任务中，旨在让进城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在城市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亟待加快推进的改革任务。这项改革预期创造的改革红利，从经济维度来看，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延续和延伸资源再配置过程，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从社会维度来看，可以在居民收入提高和家庭发展的前提下，社会获得更充足的空间以改善收入分配，保持和加强社会流动。

 

　　作者：蔡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