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秩序面临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西欧各国及日本，均出现了政治稳定性下降，向着更加无序和混乱状态演变的明显迹象。这种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便是当今世界广泛存在不确定性的一个突出体现。这意味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了一个“大争之世”。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加剧和国际冲突的激化，有必要从一个更宏观和深远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变局，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和秩序。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全球化进程，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全球体系。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问题亦要求建立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

 

　　历史上，全球治理多依照西方国家制定的方案执行。冷战期间，为了对抗苏联阵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国际上积极运作和维护自己的联盟体系，这使得在全球安全治理等问题上能够保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与公正。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大争之世”的到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多种问题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在运作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时，日益明显地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

 

　　这种做法将全球治理框架转变为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特权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尤其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构，越来越多地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广泛不满。

 

　　自2022年起，俄乌冲突成为全球最显著的安全挑战，本应由全球安全治理机制调解并缓解此类紧张局势。然而，在当年的G20财长及外长会议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主要追求各自利益，利用会议议程进行政治联盟的构建，加剧而非缓和俄乌间的安全问题，对俄罗斯这一成员国采取了攻击性立场。

 

　　在G20财长会议上，美方坚持不支持任何未包含谴责性言论的声明，导致最终未能发布联合声明，迫使主办国印度发布了一份“主席国总结和成果文件”，提及对当前局势和制裁持有的不同观点及评估。在G20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言论再次将俄乌冲突推至讨论焦点，导致原本由印度准备并受到广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如减轻贫困和气候融资等被边缘化。

 

 

　　由此可见，当前全球安全治理架构，无论是联合国、G20会议还是APEC会议，均因西方国家过分关注自身利益并形成小团体而功能受阻，广泛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印度总理莫迪公开表示全球治理体系失败。因此，调整和改革全球安全治理的结构及模式成为当务之急。

 

　　一些学者提出，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秩序至少需确保国家间的互动基于相互性原则，大国对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国际安全秩序应建立在独立、平等及法治的基础之上，同时认可各国在规则制定上的多样性；各国还应保持其“本土民主价值观”的独立性，而不是无条件接受单一的价值观念。这些观点强调了在构建新的国际安全体系时，需考虑到全球多样性和复杂性，以促进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国际关系。

 

 

　　世界需要新的安全治理格局和秩序，而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中国，已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方面，习近平主席提出并逐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目标包括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国际的共同安全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安全理论的中国安全治理思路，提出并倡导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另一方面，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有建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安全新架构，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的能力。

 

　　2022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其核心理念的“六个坚持”，精准直接地回应了前文所述当今全球安全治理存在的功能失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和发展中国家不满现状等问题，是能有效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样的治理方案相对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更加均衡，道义更加正确，全球安全格局更加合理，也能为第三世界提供更多的保护。

 

　　面对全球治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一项公共产品，展现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理念。

 

　　自冷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在经济发展领域往往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与标准，这包括推崇西式民主政体和经济私有化，旨在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然而在“大争之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面临的经济衰退、政治分歧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加剧了国内的困境，也对全球产生了负面影响。

 

　　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西方学者在内，开始认识到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面临崩溃，国际社会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和经济治理方案持悲观态度，并对该模式的持续性提出疑问。有观点明确指出，美国已变成制约国际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各国被迫设法摆脱美国构建的国际体系。

 

　　而“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不同的思路，重在强调合作共赢，目的是推动共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该倡议基于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摈弃了以单一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追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所代表的全球治理理念，倡导换位思考和相互理解，通过增进各文明间的交流与理解，避免了“文明冲突”的集体对抗思维，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合作模式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业，更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事业，体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和利益判断的理念。

 

　　笔者认为，世界进入“大争之世”以来，全球治理的模式就逐渐由西方主导进入到“中西共治”，例如《全球安全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是近些年中国对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未来中国将会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