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4年“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潜能。

 

新发展阶段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理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关系，科学把握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内需之间的正向关系，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我们提出“三个倍增”行动。“三个倍增”行动具体为：到203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倍增，从2020年的32189元增长到2035年的64378元；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倍增，从4亿人增长到8亿至9亿人；我国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实现倍增，从2020年的1.4亿户增长到2035年的2.8亿户。实施“三个倍增”行动能够优化我国经济要素的组合力，有效激发国内消费潜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夯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本盘。

 

 

实施“三个倍增”行动，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必要之举，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是实施“三个倍增”行动，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一步，是激发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基础。“三个倍增”行动涵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重要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命题。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是更好地参与国际循环，扩大内需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从长远来看，消费需求是内需的基础，消费需求不扩大，内需就无法可持续地扩大。实施“三个倍增”行动能够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两个层面为消费需求的扩大提供坚实支撑，有利于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二是实施“三个倍增”行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一步，是激发我国居民消费的必备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520元，到2023年已经达到39218元，增长了2.1倍左右，远远超过既定目标。如果从2020年开始计算，到2035年实现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到那时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需要达到64378元，年均名义增速需要略超4.7%。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越来越强，完全有可能利用15年时间实现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标。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倍增，将极大地提升全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激发农村消费需求；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好引导城乡经济要素的良性流动，有效扩大城乡消费的整体需求。

 

三是实施“三个倍增”行动，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实一步，是激发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保障。“三个倍增”行动涉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经营主体要参与我国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实现市场经营主体数

 

量的倍增有利于推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提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强经济发展信心，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实施“三个倍增”行动，激发居民消费需求，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充分认识三对重要关系。

 

首先，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基于我国当时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的客观现实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新发展阶段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仍需继续聚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力点，从“量”和“质”两方面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价值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是相统一的，二者都是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认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扩大内需战略的价值目标。统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有效激发居民消费需求，有力驳斥“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崩溃论”，更好畅通国内大循环。

 

其次，要充分认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重要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工作要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把政府和市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通过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激发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才能更有效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优势。

 

最后，要把握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在因素，都关乎中国经济繁荣富强的发展大局。实施“三个倍增”行动，要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刻领悟非公有制经济的三个“没有变”，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只有把握好二者关系，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信心，稳定居民消费心理，更好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实施“三个倍增”行动，还需要充分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要充分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民营经济是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的重要创造者，也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的供给者，充分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对以实现“三个倍增”支持扩大内需战略至关重要。充分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需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氛围，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要充分调动资本市场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全力以赴抓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统筹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端改革，坚守监管主责主业，更加精准服务稳增长大局，巩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成效。另一方面，要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培育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更好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快打造“治理、生态、文化”三位一体的资本市场软实力，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风险防控长效机制。通过资本市场有效监管，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增强股民和市场的信心，调动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多方面推动实现“三个倍增”，着力扩大内需。　

 

三是要充分调动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一方面，要设计合理的地方政府竞争发展机制。在实施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促进政策上，需要优化考核机制，合理设计考核指标，加之必要的顶层牵引，地方政府竞争发展机制仍然可以发挥相应的正向引导作用，完全能够充分释放扩大内需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调动地方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在优化消费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层面上，要建立和完善激励与容错的机制，并在实践中落到实处，缓解地方和基层的考核焦虑，减轻负重包袱，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有空间。

 

作者：张占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