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2024-04-01 17:25:32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是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3月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发言表示，“要扩大内需，但也不是孤立的，要瞄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消费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
具体而言：一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落地实施来继续降低居民税费负担；
二是推进区划和行政机构改革，减少政府行政支出，把省下来的钱更多用于社保、教育和医疗；
三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降低居民融资成本，包括继续降低房贷、适度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
四是积极扩大市场化就业，更好兼顾一些行业的发展与治理；
五是减少对消费的限制，如放宽商品房限购、转变汽车限购管理模式、减少对中高端消费的限制等；
六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通过“1个政策+1个体系+N个制度”构建起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七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考虑身份证制度改革。
* 以下为发言全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文 | 杨伟民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发展论坛2024年年会。我们的专题是“全球经济增长趋势”，我对此缺乏研究，我还是讲讲中国经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经济。
我集中讲一下中国的消费问题，题目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消费，不仅关系着中国经济今年的运行，也关系着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推动消费的持续扩大，不仅需要扩大消费的政策，也需要将扩大内需同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内需上。但持续扩大内需的边际效果逐步递减，到2015年，增速下行、产能过剩、PPI持续为负、企业利润下降、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显现。因此，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改革开始见效，逆转了增长连年下行的态势，产能过剩、PPI下行、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也都明显改善。
新冠疫情冲击以来，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再次凸显。一方面，这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的必然反映。
在这种短期需求不足与长期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政策基调做出调整完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是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要扩大内需，但也不是孤立的，要瞄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消费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
围绕形成消费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国家已经或将会在以下几方面统筹扩内需和推供改。
一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甚至某些时段的下降，是居民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偏低的原因之一。所以，早在2010年，国家就提出了“两同步”“两提高”，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过去若干年，我国基本实现了“两同步”，但没有实现“两提高”。202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例比2020年降低了1.8个百分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多年来预期目标中“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的“基本”两个字去掉了，突显了促进居民收入更快增长决心和政策导向。
通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落地实施，继续降低居民税费负担，可以起到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效果。这样，才能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才可能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二是推进区划和行政机构改革。中国统计的最终消费，包括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近年来，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比重提高，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共管理人员增长较快。
适度降低政府公共管理人员增速，虽然短期可能会放大就业压力，但通过市场化改革，其他行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中央要求“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缩减人员编制、不少地方推动行政区划改革等，都是为了减少政府行政支出，把省下来的钱更多用于社保、教育和医疗，这就会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体制改革做出了部署。就国民收入分配而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实际上就是要降低金融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2020年，金融业的营业盈余是5万亿元，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5%，有条件继续降低居民融资成本，包括继续降低房贷、适度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这就会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住房销售。
四是积极扩大市场化就业。居民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收入的背后是就业。疫情对就业冲击较大，2020-2023年的四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1783万人，年均新增量是过去常年的一半，这势必影响居民的收入。
国家已对扩大就业采取了不少政策。已经和正在推进的市场准入领域的改革，会使市场自发地创造有需求的就业岗位。
过去，民营经济的就业是增加的，国有经济的就业是减少的。疫情以来，情况出现反转，国有经济就业增加、民营经济就业减少。持续稳定扩大就业，必须恢复到过去的就业增长格局。
前几年，对一些行业的规范和治理有所加强，这是必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然。今后，需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好兼顾发展与治理。民营经济的预期好转了，就会扩大投资、扩大就业。
五是减少对消费的限制。消费者同生产者一样，也是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既要坚持不干预企业依法经营的原则，也要确立不干预、少限制消费的原则。
目前，对商品房的限购政策正在逐步放宽，今后还会继续放宽。对于汽车限购，国家也要求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这项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
此外，可以进一步减少对中高端消费的限制。有中高收入群体，就要有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只有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多样化消费，收入才能顺畅地转化为需求，经济才能持续循环下去。
六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过去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最近两年成了经济增长的拖累。住房是居民消费特别是消费升级的主要领域，也是最需要统筹扩大需求与结构性改革、统筹短期政策与长期制度的领域。
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一是9.3亿城镇人口中有3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需求还没有很好满足；二是6亿多城镇户籍人口可能都有住房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老破小”住宅，人们对高品质住房有改善型的需求；三是现有农村人口仍会继续向城镇集中，产生新的住房需求。
3月22日，在对房地产市场已经做出总体部署的基础上，国务院再次明晰了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方向：短期内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房地产政策，抓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同时，要谋划涉及长远的房地产新政，一是系统谋划相关支持政策，也就是说，对房地产既要防风险，也要促发展；二是完善“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这有利于解决好特大城市“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三是改革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这样的“1个政策+1个体系+N个制度”就会构建起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房地产新政的落地，将有力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七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房地产健康发展与城镇化健康发展密切相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多年的实践证明，放宽或放开户籍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的意愿还不是很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农村的户口是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挂钩的，户口是他们拥有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济产权的所有权证书。所以，可以考虑另辟蹊径，研究通过身份证制度改革，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这样，就会显著增加居民消费的总量。
文章来源：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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