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乱局。自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之后，现在还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危局、百年未有之大迷局。大国竞争博弈烈度和强度在加大，世界变乱交织，风险和发生危机的几率加大。

 

受疫情三年的影响，叠加俄乌冲突、大国博弈，世界经济复苏的惯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疫情三年（2020年、2021年、2022年）以来，全球GDP增速三年平均为2.0%，低于2000年到2019年全球年均增长3.8%的水平。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为3%，也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联合国近日发布《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2.7%降至2024年的2.4%。

 

毫无疑问，202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总体上仍比较脆弱。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一是在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总体放缓的同时，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根据IMF、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中国经济仍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位置和影响力没有变。二是一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的位次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特别突出的是2023年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超过英国，成为第五大经济体。在金砖五国中，有三个国家经济体量进入了世界前十位，包括中国第二位、印度第五位、俄罗斯第九位，这也是南北东西力量对比结构性变化中突出的一点。发达经济体的增速2024年估计还会继续放缓。三是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分化，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四是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叠加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产生的虹吸效应，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总体比较差。

 

怎样看待当前世界格局的演变？总体判断是：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乱局。自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之后，现在还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危局、百年未有之大迷局。大国竞争博弈烈度和强度在加大，世界变乱交织，风险和发生危机的几率加大。可以看到，2024年，世界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比如，2024年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紧张和全球安全局势的紧张，很可能会继续加剧；全球通胀率虽然在下降，但仍在高位，而且还有反弹的可能性；全球债务危机陡升；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仍然存在。此外，货币政策、粮食、能源和大宗商品、生态环境等风险正在加快集聚。

 

具体来说，当前影响世界格局演化的四大重要挑战值得关注。一是怎样评估和面对经济全球化，是开启新的全球化进程，还是任由全球化遭到解构、肢解、碎片化。二是怎样面对二战以来已经形成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国际机构变革与演化。三是怎样应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泛概念化等，这是当前大国关系非常重要的问题。四是怎样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人类带来的挑战。

 

事实上，不管是变局、乱局，还是危局、迷局，其影响世界格局加速演化的一条主线和一个重要变量是中美关系。世界格局的演化影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调整影响世界格局。中国现在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刻，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战略风险期已经到来，所以战略博弈期就势必成为一个主轴。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关键是要推进中国制度型开放，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开放中提升控制风险、规避风险的能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战略风险期和战略博弈期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均衡性。比如，美国“历史性”的货币紧缩周期或将宣告结束，2024年，美国货币政策何时转向宽松、是否会再次造成流动性泛滥，是全世界都需警觉的问题。此外，美国积蓄的债务危机和金融风险，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质疑美元信用。目前，美国国债总额已经突破34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算展望，未来30年，美国国债规模将增长近一倍。“去美元化”将可能成为世界未来一个发展趋势，世界货币体系或将迎来重大变革。

 

经过改革开放45年的积累，我国已经发生了几个非常重大的转折。一是中国从被全球化、被接纳、被融入发展到成为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建设者、贡献者，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原来主要垂直分工转向目前主要的水平分工，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中不断向上移位，中美大国博弈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三是中国从原来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了现在的后发优势和综合优势。整个世界都在重新评估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作用、中国的未来。所以，我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既是我国取得的成绩，也是引发挑战的原因。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怎样下好这盘百年未有之大棋局？关键是要推进中国制度型开放，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开放中提升控制风险、规避风险的能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要建立市场公平竞争制度。二是加强国际标准对接。第一层次是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第二层次是与国际行业的高标准对接，第三层次是国内标准化机构在全球开展布局，第四层次是加强与港澳标准规则对接。三是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指WTO）的补贴机制。四是推进建立5G、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全球治理规则。

 

此外，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与市场资源配置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一是可以探索尝试单边开放。其中最重要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二是在RCEP基础上，按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更高的规则倒逼我国改革。三是对标引领性的国际标准规则，比如中国加入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要真正按照这个协定推动数据开放，形成数据确权、数据流通、数据交易、数据安全管理。四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五是构建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形成制度性安排。宏观经济调控要基于国际宏观调控的手段，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多干预。宏观经济政策要基于市场正常运行，使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六是建设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港）制度，使我国的标准规则和制度型开放迈向世界一流水平。

 

总之，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内经济历经三年疫情叠加大国博弈等冲击下，我们必须在困难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而不是关起门保安全求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眼睛向内、刀刃向内，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供给长周期的优质制度。

 

作者：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