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总结了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各方面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概括为“五个必须”。深入学习和理解“五个必须”所体现的规律性认识，对于做好经济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五个必须”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特别是对新时代以来实践基础上的进一步总结；是基于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长期发展过程，特别是对新发展阶段以来理论探索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和新发展要求的理论回应。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一规律性认识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经过长期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是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符合这一基本国情，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历史需要。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所以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是解决各方面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中的矛盾只能依靠发展来克服；发展是历史的，是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中不断演进的，伴随着发展进程，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发展方式必须不断改变。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特别是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达成、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历史必然。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不断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质态演进与经济总量水平增长，经济短期运行均衡与长期发展协调等方面的有机联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质和量的统一上切实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这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观点，是在对我国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实践经验深刻总结基础上形成的重要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洞察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征并将其概括为“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与之相适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了新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治理的方式。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变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需求侧管理为主要方向的宏观调控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主要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短缺，主要压力是通货膨胀，矛盾的首要方面在需求侧，因而宏观上长期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疲软内需不足，主要压力是增长动力不足，矛盾的首要方面仍在需求侧，只是方向不同，因而宏观上开始以扩大内需为导向，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之后进一步扩大内需强度，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党的十八大之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民经济大而不强、产能普遍过剩、结构性矛盾加深、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不高等成为突出问题，宏观经济失衡以及克服失衡的主要方面和要求首要集中于供给侧，需要宏观治理方式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和主线。进入新时代，宏观治理方式的新思路不仅有发展的客观必要性，也有体制机制上的制度可能性。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条件都发生了新的系统性变化，供求矛盾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经济衰退与国内需求不足相互交织，总需求动力不足与产能相对过剩结构性矛盾相互作用，宏观治理方式需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需要更加强调统筹需求与供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这充分说明我国此前的以需求管理为主要调控方向或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不是割断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而是在二者的相互联系中突出重点，进入新发展阶段则更加需要统筹，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重要的战略原则便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和立足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和主线，要把两者统一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就扩大内需而言，主要在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主要在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在宏观调控和治理上实现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在实现良性互动基础上形成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经济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有效衔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新发展阶段不仅有这种历史要求，而且具备客观条件。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改革开放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不断破除生产关系方面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突出特点。

 

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高水平的改革，特别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推进高水平的开放，特别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切实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活力。

 

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竞争体系，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四是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和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机制。

 

就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言，关键是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一是目标导向由比较优势向竞争新优势转变；二是循环模式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以内促外、优进优出转变；三是路径重构由产业路径依赖向产业协同创新转变；四是开放类型由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从而构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就统筹改革和开放相互关系而言，一方面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以深层次改革推进高水平的开放，以制度型的开放促进深层次的改革。此外，需要统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内外均衡，注重改革深化与制度型开放下的国际宏观政策间的协调，进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便是高水平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高质量发展主题时指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演进趋势上看，越是接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统筹发展和安全越显得重要。这是由于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机遇更具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机遇和挑战的相对关系发生了变化，不是简单的机遇大于挑战，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前所未有，挑战更具前置性；战略机遇期不再清晰，不能一般地说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其次，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风险系统性上升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具紧迫性。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结构性提升，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存量还是在增量上对世界经济影响力显著提升，与之相适应世界经济的风险变化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更具深刻性和系统性，统筹发展和安全更为迫切也更为复杂。最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十四五”期间实现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发展目标来看，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从达成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及约束条件的要求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可持续能力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关键在于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一是切实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把高水平安全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之上，切实解决经济发展质态提升的“上水平”；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切实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和能源、科技等方面的“补短板”；三是从大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规律上看，投入和产出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循环是保障安全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培育健全的产业和经济体系是实现安全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四是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安全必须是高水平安全，“上水平”与“补短板”必须在高质量高水平相统一的基础上协调统一推进；五是高水平安全必须具有全面承受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对于我国而言，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应包括“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完成这个使命任务的途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因而是最大的政治。要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深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要的一条便在于认识到党的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客观规律性和重要性。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一方面必须团结最广大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深刻的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战胜种种艰难险阻，所谓政治的要义就在于此；另一方面践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首要任务便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因此要求落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我们党必须不断加深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作者：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