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应该主要由政府投资具有外部性和具有挤入效应的项目，恢复居民和企业的信心。这种性质的项目依然很多，例如，把空中的管线埋入地下、改善地下管网、建设公租房等。这些投资迟早要做，越晚做成本越高。这些项目的资金可以由中央财政拨款，或中央、地方共同承担。

 

二是以转化比较优势的创新为抓手，落实新发展理念。过去经济发展主要以GDP为考核指标，地方政府知道怎么作为。现在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多个目标兼顾下，各地政府如何推动发展？关键在于，创新时必须遵循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唯有如此，各地的产业才能有最大的竞争力，实现最快的发展，从而政府的税收增加得最多，才有最大的能力来缩小地区、城乡差距，发展社会事业，实现协调发展。企业发展的产业有竞争力、利润高，就有能力和积极性采用绿色的生产技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发展，必然是开放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按照比较优势创新的发展，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让依靠劳动力获取收入的群体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和效率统一，政府也有更多资源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促进公平，实现共享的发展。

 

发展也需要统筹安全，对于可能被卡脖子的先进技术，即使不符合比较优势，也必须攻关突破，以维护安全。先进技术多为企业所拥有，对于企业而言，卡我国的脖子，至少是“自损八百”的行为，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企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美国做嫁衣裳的意愿不会高；因此，除了由美国企业独家垄断的技术，我国必须以举国体制攻关来确保安全之外，其他进口的高技术需要跟踪，同时保持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美国对我国形成技术封锁的图谋就不易实现。各地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的项目应该由中央统筹并提供资金。

 

三是了解发展潜力，提振发展信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当前理论界一些人对我国发展前景存在片面认知，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了、经济体量大了，发展速度就会慢。实际上，发展快慢取决于有多大的创新潜力和是否将潜力释放出来。作为发展中的第一大国，我国在创新上具有后来者优势和换道超车的优势。2019年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2.6%，相当于德国1946年、日本1956年、韩国1985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三个国家，其后人均GDP维持了16年、每年8%以上的增长。在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新经济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依靠人力资源多、国内市场大、产业配套齐全，我国具有当年德国、日本、韩国不具备的换道超车、领跑世界的机遇。利用好上述优势，在2035年之前，我国应该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考虑到少数可能被卡脖子的技术需要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同时要实现“双碳”和其他社会目标，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在未来10年不难实现6%左右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林毅夫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