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减速的困境
2023-06-20 21:21:43
瞄准创新增长主赛道
瞄准创新增长主赛道
讲了那么多创新驱动的意义和体制机制，可能有人会问，中国未来创新的主赛道和方向到底有哪些？其实，对中国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我们的创新在方方面面都有其点点滴滴，各个领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创新，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是如此，但未来科技创新的主赛道也是方向明确的。
1、数字智能转型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就是要把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深度融合，这个应该说已经看到趋势，也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
但数字经济是个非常宽广深厚的赛道。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有着比美国更好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的大市场。为什么中国很多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那么容易搞起来，很多技术可能并不是原创而是是模仿，但是中国人发展起来就容易成功，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大规模消费者这个优势。
我们即便不向国际市场开放，光靠国内市场支撑，很多领域就会形成规模效益，从而促进非常专业化的平台经济发展起来。所以可以看到，基于互联网创新的各种平台，各种APP非常专业化，非常精细化，其实这就是创新形成的分工，这种分工只能建立在大市场基础上才更容易实现，小国很难做到，日本也比不上，中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的阿里巴巴、抖音、腾讯、拼多多、滴滴、Shein等都非常厉害，中国的APP一旦国际化，也很容易吸引国际用户，未来的空间依然很大。平台经济给很多人提供了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受益，消费者也有了更便利更便宜的机会去尝试各地不同的具有特色的消费品和服务。
俞敏洪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转身做直播带货，利用抖音平台变现了他作为名人的大流量，这也促成了他的快速转型，毕竟中国有太多的人都是新东方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我觉得像张维迎老师这样的知名教授也具备直播卖课接着带货的流量基础，做起来或许就可以发大财，这就是互联网基础上的名人效益。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涉及到的创新也非常多，大到芯片产业链，小到某个材料，还有制造设备和设计服务软件等。由于美国联手日本和荷兰卡脖子，我们在先进制程芯片发展上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创新相当广泛，需要持之以恒系统地发力，这种局面几年前都是很难想象的。
在区块链领域，同样也有很多创新和应用。中国其实在区块链也有一些很好的底层技术公司，比如从事BSN技术研发和服务的公司，连美国国会的听证都关注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如果中国公司占据了区块链技术服务网络的技术主动，就相当于在互联网掌握HTPP分目录的技术。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在做投资研究时发现，传统产业如果用数字化、智能化对整个生产和管理系统进行改造，不仅效率可以大大提高，还可以通过精细化精准化生产，更好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减少浪费，减少库存，还可以节省30%左右的能耗消耗，相应也可以减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
今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柔性化生产，精准定制、系统集成，包括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智慧高效用能等等，这毫无疑问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还有智能化的新能源体系建设和数字能源发展。为了实现政府提出的双碳目标，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由于新能源发电并不稳定，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必然是源网荷储智能一体的数字能源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风光发电对用电负荷和电网的扰动问题，风光发电加储能加智能电网将是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的主体形态，分布式智能电力系统将变得更加普及。
我们看华为还成立了专门的数字能源公司，我想这是因为华为看到中国能源体系发展的未来，而恰恰华为在数字技术领域具有自己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华为生产的逆变器是最好的，甚至比别的厂家卖得更贵，还能卖得很好。
还有就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的发展与普及。我们现在社会治理在物理系统方面已经很智能化了，各种摄像头监控终端比比皆是，当然还必须连接高度数字化智能化的后台系统，但这只是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内涵很广泛，还包括各类公共服务的高效提供，如果是基于智慧系统提供公共服务，精准度和效率也都会更高，所以各地都在开始加大智慧城市的建设力度。
我在发改委城市中心工作时，就在协助一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实施，还成立了相关企业和机构参与的智慧城市联盟。未来的数字化建设，最终会形成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城市、数字化社区、数字化企业、数字化家庭的数字化渗透格局，并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相融合。
当然，这不仅涉及到硬软件技术的支撑问题，如各类芯片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各类系统和应用软件的研发和普及应用，还涉及日益累积的数据资源、管理和使用等体制问题。
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国家数据管理局，就是要解决这个领域存在的各类问题，使数据这个生产要素能够规范有效地发挥作用，最终将实现数字的产业化应用，使数据真正成为有效的生产要素。
最近火热的人工智能OpenAI学习模型，也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计算模型，ChatGPT等人工智能今后会以什么方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原有的生产、服务和研发模式产生什么样的颠覆性影响，如何有效加以规范和管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人力，都在挑战着我们现有的认知和管理体制，这些问题目前都需要在技术和制度上去创造、探索、构建、突破。
数字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在数字技术领域，我们与全球其他一些国家有着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在先进芯片领域，有些对外的依赖关系，在遇到国外技术封锁时，不得不强化自主研发和产业技术自立，但依然具有不确定性，成功了或许能缩小差距，不成功可能会加大差距。
但这并不是数字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的全部，我们不能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最近在与美国业界举行的数字经济合作二轨对话时，就涉及到了中美两国如何避免将数字技术泛安全化，以及由泛安全化导致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脱钩或断链。
我们还涉及在消费电子领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出口限制，还涉及到中美之间数据的规范安全的跨境流动和应用。数字经济领域的“泛安全化”的担忧，在中美两国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使得两国之间在数据跨境流动和应用方面，面临很大障碍。
但实际上数据通过跨境流动，可以产生很好的效益，比如医学生物相关数据的流动，可以推动医学和创新药物研究领域的突破，中美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在云服务等领域，外国公司也有需求在中国直接提供服务。
在金融领域的跨境数据流动和应用，还有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国际合作，有利于防范并打击跨境洗钱和恐怖活动融资等问题。
遗憾的是中美目前的地缘政治氛围不容易建立必要的相互信任，官方之间很难进行理性专业的沟通和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别的国家建立必要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相互开放，今后极有可能在对等的基础上推进，中国需要对此认真研究并做出制度安排，否则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和各类APP都有可能受到他国对等的市场准入限制。
在国内，我们实际上还存在跨部门、跨地区、跨企业、跨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障碍，自己数据隐私保护等基础性制度问题。这可能需要新成立的国家数据管理机构来认真加以解决，需要要一个观察、思考、借鉴的过程，尤其是立法不能过于草率。
我相信对全球来说，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也是一个大赛道和趋势，美国政府明确表达了其意图，对中国来说也毫不例外，我们比别的国家更具备大市场的优势，可以比别人做的更专业更精细，规模也更大。
2、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政府双碳目标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资源配置新的约束条件，影响比较深远。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去年投了光伏赛道的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都布局在青海。这让我有点诧异，原本我们没想到投资还要投到青海去。在和企业负责人沟通时，企业老板说我生产的产品今后要出口，作为高耗能企业必须到有清洁能源的地方来布局，这样我生产出来的产品碳足迹就会很低，我出口欧洲和其他国家就不会面临较高的碳关税。这就是碳减排对资源配置空间布局的约束和影响。
双碳目标可以影响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的确对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新能源企业都在西部地区，比如在云南、四川、青海这些新能源资源丰富的地方开始布局。四川这个地方已经是新能源企业布局很重要的基地，为什么？因为四川有丰富的水电，水电属于绿电。
对中国来说，要实现碳中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能源转型，这是巨大的投资和增长赛道。中国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碳排放大体上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0%，能源生产部门电力部门包括供热生产部门大概排了50%左右的二氧化碳，制造业接近30%，交通10%左右。
在建筑行业，建筑物本身通过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大概在30%左右，但是把整个建筑全产业链都算进来，建筑领域碳排放约占50%。农业主要是种粮使用的化肥等会产生一氧化氮，一吨一氧化氮温室气体相当于256倍一吨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
还有就是畜牧业如养猪、养牛、养鸡等养殖业产生的甲烷排放，一吨甲烷相当于80吨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所以农业的碳排放在一些发达国家也被非常重视。对中国来说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就是要减少化肥的使用。
如果是畜牧业，就要少食用动物蛋白或是用排放更少的人造蛋白替代，现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流行食用人造肉。
我曾经在北京接触过美国做人造肉的企业Impossible Foods的老板，那个老板和我交谈时谈的不是生意，谈的都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暖问题，谈的都是价值观，然后就谈用人造肉替代可以减少多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种植饲料的耕地，用这些地种树可以形成多少碳汇。听完以后觉得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必须加快植物肉替代。
从新能源革命角度来说，中国的绿电替代主要构成的是风电、光电、水电、核电，还有一点生物质能源。
我们现在从装机容量来看，清洁发电装机容量在整个装机容量的比例在今年一季度末突破了50%。我们发电的总装机容量是26.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大概是13.3亿千瓦，所以已经超过了50%。
但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只占33%，这是因为风光发电和火电核电水电没法相比。我国核电占比不到3%，有的国家如德国已经开始弃用核电，但对中国来说我们还要继续发展，进一步提高比例。
随着风光发电转换效率的持续提高和发电成本的持续下降，未来风光发电占比会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光伏发电电池转化效率在创新基础上进步非常快，光伏发电转换效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要比风力发电更大。
现在国内量产的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大概在25%左右的水平。有的企业已经对外公布拥有了达到30%的技术。从我与一些企业的接触看，我相信在未来五六年里，中国光伏发电转换效率大概率会达到30%左右。
这意味着今后光伏发电的每度电成本大概会在两毛钱以内，如果储能目前大概每度电成本可以降到三毛钱左右，光伏加储能每度电成本也就是五毛钱左右，这个成本和火电比就有竞争力了。
这样的话，用“光伏+储能+智能电网”模式进行清洁能源替代，今后就就不再需要政府补贴。所以现在大型风光发电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6%这个水平。
这样的投资作为一种绿色基础设施来说，我觉得对政府来说就是值得干的事情。最近经济比较低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比较疲软，越来越多的学者谈扩大内需，甚至包括过去推崇新供给经济学的人都出来喊扩大内需了。问题是政府要拉动内需需要投什么。
我个人不太主张再去投太多高铁等铁公机项目，这类项目基本都挣不了钱，最终会累积一大堆的政府债务，还不如多投一些绿色低碳发电项目，投进去至少不会赔本，还有利于双碳目标实现，何乐不为呢？
这个领域当然涉及到材料技术、电子电力、半导体器件、智能技术等大量技术创新。宁德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电池技术创新，目前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领域已经属于全球领先水平。
当然也不是领先到人家没法追赶，因为在电化学领域科学原创都是产生在美国和日本，只不过在中国产业化应用方面走的更早也更快。
向宁德时代的老板曾毓群请教过，他告诉我大概领先日本韩国企业20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他们还在不断地进一步开发新一代技术，尽可能保持技术优势，并通过海外布局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提高海外市场占有率。
下一步研发的重点目前看似乎是固态电池，被认为更安全。总的来看，电池技术必须在能量密度、安全性、使用寿命和降低成本等几方面取得最佳的平衡。
还有一个领域是可控核聚变，前不久美国公布了其最新进展，是一个投入非常大且研究时间长的领域。
中国和美国都在做这样的投入，这样的技术一旦突破并具备商业化可能，其他新能源技术都将被颠覆，估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美两国目前在比较领先的位置。
最近我看到国内已经有投资机构开始在这个领域布局。此外，CCUS技术，特别是二氧化碳捕捉和利用技术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创新和投资领域。
按照专家们的测算，中国如果要实现碳中和，至少需要使绿电占比达到80%以上，这涉及到数百万亿的投资规模，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在绿电基础上实现整个社会电气化、电动化，对中国来说就可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
我们目前大量进口石油，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40%以上。如果在风电光电新能源基础上，今后都开电动车、氢燃料车，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石油和天然气了，这对中国能源安全也具有战略意义。现在这个马路上跑的电动车，很多人说是新能源车，我说如果电还是以火电为主，就不能说是新能源车，只有在绿电基础上才是真的新能源车。
最终就是所谓的生态文明转型。我们都知道工业文明是蒸汽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动力是靠化石能源燃烧，煤的燃烧、石油燃烧还有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烧，问题是排放二氧化碳。
如果化石能源一旦被绿电替代，今后能源如果不再需要化石能源的燃烧就能获得，所有动力产生都是靠自然能源的转换实现，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到来就是生态文明的诞生。
我第一次是听南开大学的校友，原中石化资本的黄文生董事长阐述了这个看法。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生态文明是在原有工业文明上真正的飞跃，标志就应该是能源和动力获取方式的改变。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但如何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生态文明，如果只是环境生态好，还不能到文明这个程度，通过自然能源的转换获取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动力，就是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标志。
3、生命科学与合成生物
这个领域是主要国家日益关注的一个新兴领域。美国非常关注，最近白宫专门发布了相关报告，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布了生物技术产业的专门规划。而且美国坚定认为这也是中美两国在未来竞争的重要领域。合成生物生物技术的意义在哪？我觉得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就是在能源和化工材料方面具有意义。生物质能源是一方面，但比重并不太高；传统化工产品用生物技术产品替代，这样的替代相对原有化石原料生产来说是更绿色、更低碳。我们也关注过合成生物领域，投资了一家用合成技术生产染料和化妆品原料等精细化工产品的企业。
染料生产大家都知道是污染比较重的行业，如果用合成生物技术生产就不那么污染。这个技术可以生产很多的精细化工产品，中国的精细化工产品市场需求肯定是非常大的，包括在石油开采领域用微生物到井里进行催化反应，可以进一步提高石油、矿井开采率。目前国内还有企业用合成生物技术生产完全可降解塑料，可以减少塑料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
但这个领域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让更多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工程放大之后技术稳定性和成本控制，这些问题可能是目前很多企业家、科学家在不断地努力探索的方向，但这个前景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是在农林食品领域，比如说食物用合成生物技术生产人造肉，我看鱼肉都可以做出来了
。我原来和美国植物肉制造企业老板交流时问过他，你生产的这个肉在中国要适应中国人的烹饪方式不容易，中国人对肉有炒肉片、肉丁、肉丝，包包子、捏饺子等各种需求。
他说这种肉切成肉片、肉丝好像效果不太好，但适合包饺子、包包子。不过美国人做肉没那么多讲究，他们用人造肉做的汉堡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多人都试过，口感和真肉是几乎一样的。
人造肉生产技术会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对减排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领域今后我相信对中国食物生产的绿色低碳转型来说，是值得努力探索并具有意义的。
第三是在生物医药治疗领域，包括疾病检测、治疗服务、药物开发、医疗保健、养老延寿等等。这个领域我相信未来是一个可以市场不断放大的领域，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目前也具有一定优势。
因为中国在过去有大量学生到美国都学了生物领域，很多人学成回国创业取得了成功。在这个领域我们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必须要进口。
所以，在这个领域今后的发展，也需要维护一个比较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和研发环境，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城市化和房地产依然是动力
房地产业发展和城市化有很密切关系，我国目前城市化率大概在66%左右，也就是说城市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66%左右。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会到什么水平？我觉得应该会到80%以上。有人认为中国进入了逆城市化阶段，我反对这个说法。
城市化动力来自于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越大，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城市化的动力就越强。
我国目前比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大致在1:4这样的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目前差距在2.5:1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倍左右。
如果来看城市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服务，差距应该比收入差距更大。比如张维迎教授的家乡辛庄村的老百姓能享受什么样的教育医疗水平，能和城市相比吗？这个差距会非常大。在这样的差距情况下，你说城市化动力就没了，我觉得不可能，人往高处走，所以中国还没有到逆城市化的阶段。
根据我们的观察，城乡关系相对稳定应该发生在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相比的两倍以内。
在浙江和苏南，城乡收入差距包括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差距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城乡之间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了。
实际上那边很多农村生活方式已经和城里人一样了，劳动力基本不从事农业，只不过还住在乡村，主要分布在非常密集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地区，按人口密度衡量，可能整个地区都是城市化地区。
既然就全国整体而言还有这么大的城乡差距，我觉得农村人口还会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因为从事农业的收入远远不及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
农民如果是种粮食，一亩地一年最多挣1000元，但到城里打工一个月至少挣3000元，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都五六千一个月，差距很大。所以我相信这种转移的动力还没消失，我觉得中国在2035年左右，城市化率会进一步达到80%以上，城市空间和城市居民还会进一步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房地产当然还会进一步发展。市面上对房地产有很多批评，有的说中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一个产业是不是支柱产业，不是说政府把它当不当支柱产业，是由它的产业规模决定的。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我们就说这个产业是支柱产业。按这样的标准来看，房地产毫无疑问是支柱产业，当然中国的支柱产业也不止一个。
但是房地产全面红火持续涨价的时代确实也过去了，中国目前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40平米左右，农村会更高，再加上老龄化程度提高，总人口开始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那么红火，20年时间价格再上涨多少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了。
2003年我在北京的西绒线胡同为岳父母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房子质量并不好，当时价格是5200/平米，距离今年正好是20年，现在价格是15万/平米，涨了接近30倍。当年花40多万买的，花了约20万装修，如今可以卖1000多万。这样的涨幅在未来不可能了，所以你如果想做房地产投资就需要掂量一下，可能这并不是收益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尽管如此，我相信房地产今后一定还是一个不温不火可持续的经济支撑，即便在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房地产依然是国家的一个经济支撑，而且房地产景气程度往往也是这个国家经济是不是景气的重要指标。
因为房地产价格涨过多，一些城市会因此面临生活成本上升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是“炒”起来的，需要严格管控。
中央对房地产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据此对房地产业实施了四限，即限购、限售、限价、限贷这样的调控措施，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还会约谈当地负责人，试图用此等办法控制价格上涨。
这种四限政策是一个行政管制办法，持续多年实施后，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房地产企业最后都不行了，如今整个行业都陷入了萧条，对宏观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个人并不认同这个办法，相信是有很多值得检讨总结和改进的地方。
怎么调控房地产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说必须尽快开增房地产税，这样可以将房价调控下来。美国是有房产税的国家，美国房地产价格依然会有高涨的时段。
房产税从“税”的角度讲是财产税，在美国税种里面是一种属地税，是地方政府税收很重要的来源，是地方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这里面道理在哪？
你在我这个地方有房子就证明你住在这，住在这里就会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那你就得缴税。住在这的依据就是你的房子，所以房子在哪就由哪里来征财产税。
美国地方政府政府收入里面有1/3左右的税来自于财产税。所以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区之间公共服务会有差距，富人区什么都好，因为在那个地方房子贵，按税率交税税收就多，地方政府就有足够的收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穷人居住的地方一般房价低，税入也相对较少，公共服务质量也相对会差一些。
所以我们在美国总是看到物以类聚：富人与富人住在一起，穷人与穷人扎堆。一个穷人就算送你一套富人区的房子，你可能也交不起房产税。这就是房产税的功能及其影响。所得税是一种调节税，可以用来做转移支付。所以不能把房产税作为一个调节房地产市场的税种。
中国要开征房产税面临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住的的房子并不是完全产权，我们只有70年的使用权产权，开发商买土地时已经一次性交付了使用费过，再让我们缴纳房产税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对这个问题过去有过一系列的讨论。
为什么中国房产税很难出台，实际上就是有问题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我过去在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工作时，就曾经研究过房产税征收方案。当年财政部和税总曾经向国务院汇报过方案，但最终未被采纳，主要原因就是涉及问题较多，对居民利益的影响较大，搞不好会引起社会动荡。
有没有更好的能够调节房地产操作的税种呢？当然有。我觉得房地产交易增值收益税会更有效。如果我们不鼓励炒作房地产，就可以对短期炒作行为征收较高的增值收益税。
短期交易房产获得的收益如果被征一半的税，炒房子的人就要掂量我是炒房子划算还是炒股票划算，因为炒股票只征20%的投资收益税。我觉得通过这样的税种和税率的组合设计，来合理调节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会更有针对性也会更有效。
过去那种人为“四限”的做法，已经被时间证明负面作用太大。实际上，在我看来，“四限”这种极端做法，可以搞死任何一个行业。
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会有持续投资，这个投资不光是在新建筑投资，也包括老建筑改造，包括节能改造和更新改造。
中国的建筑面积加起来大概有600亿平方米左右，城市建筑面积大概是占50%多一点，但大量建筑根本不属于节能建筑，更谈不上零碳建筑。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建筑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30%左右。
所以如果对城乡建筑进行比较好的节能改造，一方面可以改善居住质量，还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今后的城市会进行更新改造、节能改造和住宅品质提升，还可以在建筑过程中推行“城市矿山”建设，并推行建筑工业化和建筑精装化。
所谓城市矿山就是今后尽可能用钢结构建房子，因为这样的房子即使拆除，废钢也很快可以炼成新钢。
城市矿山对资源短缺的国家来说有非常大的意义，会释放出持续的房地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随着老龄化不断深入，住宅的适老化改造也需要加快，比如对没有电梯的住宅加装电梯等。
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农村的大量闲置住宅和宅基地。过去重庆有复垦基础上的增减挂钩和地票制度，是农村闲置建设用地资产高效配置的很好尝试，但并没有被鼓励。
现在闲置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一些农村闲置住宅和宅基地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利用，还值得继续探索尝试，让城里有钱人和有乡村居住偏好的人在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花钱盘活使用权，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我相信城里有很多人想去农村弄个院子生活或度假过周末，但目前的产权制度依然使这类投资行为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涉及到乡村土地资源高效利用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很好的解决，也可以带来很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我觉得对农村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土地产权制度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很多国家的实证研究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私有化更有利于土地质量提高，因为公有地没有人会从长远角度关心其质量，也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只有私有才会从可持续角度去想办法改良，甚至对改善周边环境做投资。
中国的耕地质量持续下降，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都和土地和空间资源的产权制度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包括大领导经常会批评中国的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等，但很少有人系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有的时候胡思乱想，觉得也和土地制度有关系。
在土地产权私有化的国家，政府想要推倒一栋私人拥有的楼不容易，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由于土地产权公有，政府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想要统一规划改造区域的房子推倒重来，因为是统一规划建设，盖出来大楼都是一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城市的多样性得不到制度的保护。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到县城小城镇都是几乎一个模式，高楼林立且很多楼样板都一样，可能都是用的同一套设计图纸。
当然高楼林立也与土地制度有关，我们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城市建设用地统一由政府分配或拍卖，加上很多城市工业用地比例过高，住宅用地比例很低，住宅用地价格被拍得很高，开发商如果不盖高楼不提高容积率可能就挣不到钱了，于是就有了高楼林立的千城一面。
我当时感觉河内的城市面貌在多样性方面比中国城市好，我特意问了一下，他们很多各式各样的私宅能够基本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拆迁重建并不容易。我不敢肯定越南河内一定有很好的私人建筑物保护制度，但市面上看到的模样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和面貌，本质上不是规划师或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审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土地产权的一个产物。我这么说不是要倡导土地私有制，我只是想表达我们看到的不合理现象，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背后的制度根源，当制度改变不了的时候，现象也不可能改变。
城市化和服务业密切相关。服务业分布主要在城市，因为服务业的生产、供给、消费几乎是在空间上同时发生的，现在网络经济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可以有所分离。
过去我们到饭店吃，他给你提供餐饮服务，生产消费在餐馆的空间内同时发生，但是现在有外卖，生产和消费通过平台和物流可以实现分离，可以在家里吃，这是一个变化。
但服务业发展为什么在城市更容易？因为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或消费者密度来支撑，只有在有足够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才有足够多的的消费者养活服务主体，所以一般都是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越发发达。
但是中国的城市政府和领导一般都害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总觉得城市大了管理起来麻烦，喜欢抱怨各种城市病，老想调控城市规模，或是通过疏解控制城市规模。这样的抱怨在别的国家也有。
事实是，在很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或是控制城市生长的努力很少是成功的，最后的结果是大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超大城市标准是城区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这样的城市我们已经有六个，我相信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
大城市为什么有吸引力和竞争力，因为大城市文化更开放包容，对人才更有吸引力，大城市更具备规模经济的实现条件，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创业成功，大城市会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竞争力。
特别是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通过大城市的辐射，更容易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
哈佛大学有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2011年写了一本书叫《城市的胜利》，特别有趣的是，还有一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弗瑞.韦斯特教授写了一本书叫《规模》，也讲到城市规模的好处。
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城市规模问题上做了异曲同工的分析，但观点一致，就是城市越大，效率越高，分工越细，服务业更发达，竞争力更强。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找来读一读。
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中国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放手让城市服务业尽可能发展。当今我们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困境的时候，更不应该忽视服务业，一说发展实体经济就是制造业和面临卡脖子的几个领域，真正对经济产生就业和收入分配影响的更多是服务业，特别是这些非常细小的直接服务城市居民的城市服务业。
城市服务业发展，会产生很好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
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北京很少出去吃早餐，因为周边没有像样的早餐店，过去有的也被关掉了，但我回到成都，我就很少在家吃早餐，因为周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餐馆。成都的小餐馆不仅格调好，而且提供各种非常多元化的口味选择。这就是更好的城市服务供给，会让人们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你消费越多，相当于更多把自己的收入转移给别人。
所以，当我们今天应对经济减速困境时，更需要着力的可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扩大内需，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可能会来自于改革，来自于创新。
我觉得更多是应该建立一种让供给和需求之间能够很便利的相互迎合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有中国人追求财富的态度和能力，就不用担心经济会起不来，政府也不需要操太多的心去救经济。
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冲击要胜过日本，但是我们可能在应对上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社会和市场对人性复杂性的精细关怀要胜过中国，受到的制度性和道德性制约更少，所以日本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迎合更顺畅，所谓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是很好的描述。
我一直觉得中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更需要做的是供给侧改革，中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遗憾的是还有改革并没有推进和完成，所以取得的实际成果并不多，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有很多需求是存在的，但国内并不能在供给侧很好响应。到有收入支撑需求在国内因供给制约得不到满足时，消费者要么就把钱存下来，要么外移到其他国家去消费。
我认识的一些人，因为国内管制高尔夫发展，只好约着到国外去打高尔夫球。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富人的钱从兜里掏出来尽可能留在国内消费。过去国务院有一个规划要发展通用航空，这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市场今后会很大。现在想玩飞机的人越来越多，买得起飞机的人也多了，国内生产的飞机也越来越便宜了。
从生产供给侧角度来看，中航工业生产的双人座飞机人民币200万就可以买到，我在沈飞看到的他们用于出口的双人座民用飞机，出口价格是25万美元，国内买得起的人应该不少。
在中国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内蒙等地，人烟稀少地域空旷，完全有条件建一些航空俱乐部，让飞行爱好者到那里去玩飞机，还会带动相应的配套产业和服务。但是中国的低空空域管制是由军方在负责，管的很死很紧，有了飞机也很难飞起来。
所以，虽然这个文件出来了，但是我们通用航空业至今没有很好的发展。美国通用航空机场有两万多，中国通用航空规划提出的目标是500个，这是一个多大的发展空间。
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
解决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减速困境，我觉得根本不在扩大内需，靠财政刺激政府投资这条老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越来越重，举债空间越来越小了。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说扩大内需，都25年了，为什么还要扩大内需？
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把供给侧制度改革做到位，比如眼前把不合理的房地产调控回归常态，在房价特别高的城市强化政府的公租房、长租房供给，更好地鼓励各类创新创业，就可以形成很好的有效供给，取得很好的经济增长，这样做效率更高而且也更可持续，可以形成更多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
更市场化的改革，更法治化的治理，更可靠的产权保护，更包容的开放制度，更强有力的创新创业，是我们化解困境的基本思路，这与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开放时的初衷并无二致，应该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
以上就是我用两个多小时间给大家做的汇报交流，很多观点都是个人思考和观察，一定会有很多错误，供大家讨论和批判。谢谢大家！
作者：徐林 原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
文章来源于辛庄课堂 ，作者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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