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减速的困境
2023-06-20 21:21:43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4、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未来的增长至关重要。对一个国家来说，从封闭走向开放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扩大资源获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边界或空间，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阐述的是扩大了生产可能性边界。
我国过去的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成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是有一致观点的。如今我们的官方说法是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但究竟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似乎讨论的并不是很清楚很充分。我们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制度型的对外开放。
过去我们谈扩大开放时，更多说的是把市场准入放得更开，关税降得更低似乎就可以了，如今看来，现有的国际环境不太可能接受。原来我参加中国加入WTO谈判，当时主要谈两块：
一块市场准入谈判，主要降低关税放宽市场准入；另一块涉及到制度开放。我负责谈产业政策、工业补贴，涉及到一个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我们在这方面必须遵守WTO的相关规则，因为这涉及到市场体制和公平竞争。
目前，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有一些指责和抱怨，大都集中在这些领域，认为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违反了WTO规则，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贸易。由于产业政策和补贴并不是中国的发明和独门暗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和作为，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自然不会轻易接受他们的指责。
但总的来看，未来的中国开放必须提高开放标准，这一方面必须坚持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这样我们企业的市场边界会更大，效率会更高，竞争会更充分，这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来说很重要。另一方面要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创造更可靠和可预见的国际规则和制度。
用全球视野配制资源会在全球不同国家形成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过去国家利益受损或得不到保护时，可以动用军队，那是列强横行的野蛮时代，谁影响我的利益，谈不拢军队就开过去，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如此这般的行为。
如今的现代国际秩序和现代文明体制下，当然不能这么做。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会轻易这样做，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贸易纠纷。今后更多是要建立一套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体系，用基于国际规则的制度体系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
我国现在在海外的利益已经规模不小了，可能在10万亿美元左右，空间和国别分布也很广泛，如果没有这样一套国际规则来提供保护，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就会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全球化经营环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
通过全球化经营，过去我们获得了大量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环境大大改善，20多年来光从美国和欧盟两个地区得到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近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帮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加富有了，说白了就是在加入WTO后，仅6万亿美元释放出来的基础货币就有40多万亿人民币，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和百姓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
所以在现代经济文明体制下，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但没有哪个国家政府会公开这么说，如果公开说别人会说我们是重商主义国家。
过去这个世界大概只有美国能承受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印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缺口。这是美国独特的优势，我记得美联储主席格里斯潘过去说过，只要美国愿意，美国永远不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因为美国可以印刷美元。
即便是我们没有美国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公平竞争基础上面的自由贸易，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贸易和投资。
我们如今有四个自信，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一个自信，就是对中国企业家的自信，我实实在在地相信中国企业不会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他们会在国际自由贸易竞争中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
所以，未来的制度型开放会变得很重要，我们要对究竟什么是制度型开放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现在一些国家对中国有抱怨，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很多做法破坏这了公平贸易的法则。我个人觉得这多少有一些找借口找麻烦的味道，也有人说是抹黑。但他们的指责和抱怨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比如说他们指责我们通过政府财务支持国有企业，在为国内企业或特定产业提供各类补贴，是非市场经济和不公平竞争的做法。
实际上，如果用WTO反补贴协议来衡量，我国目前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特定产业的专项补贴是比较多的，在面临技术封锁等卡脖子难题后，进口替代补贴也多了起来，这些补贴有些算是禁止性补贴，如进口替代补贴，大部分是专项的可诉性补贴，这些补贴容易导致被发起反补贴或者反倾销诉讼。
提供产业补贴虽然有WTO规矩，但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补贴支持和项目，所以WTO会要求成员国按照透明度要求，向WTO提供所有的补贴项目的说明，以利于成员国进行判断。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补贴更容易引起关注呢，我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依然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竞争性领域还有大量国有企业，毫无疑问被认为会影响公平竞争；
二是中国是个贸易大国而且是具有持续货物贸易顺差的大国，贸易大国的不合规行为一旦产生影响就会是系统性的影响。比如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即便有一些不合规的做法，但不会产生太大的全球性的系统性影响，不会导致太多关注和抱怨，但中国不一样，大国总是会被要求作为模范生。大国之间也经常会围绕补贴问题产生纠纷并进行谈判，比如美国和欧盟为了民用客机就有过持续的反补贴纠纷和谈判。
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参与国际体系，也离不开国际制度的保障，在当前这样地缘政治不断冲击全球体系，原有体系被分割并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怎么让全球体系接纳中国，继续拥抱中国，怎么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并构建完善新的全球和区域体系，中国必须通过自己的制度型开放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一起形成基于规则的更加高水平的全球贸易制度。
这种制度我相信未来是肯定要发生重构和变化的。中国以什么姿态参与到体系去我觉得正面临很大的问题，需要有系统的检讨和全面的把握和构思。我觉得中国必须对自己作出一些改革和变革，才有可能更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不同的国际体系中去。
我记得在2014年研究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时候，当时TPP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那时候中国国内有讨论要不要努力加入成为创始国，当时觉得涉及到环境标准和老劳工标准的部分条款我们难以接受，就没有表现出意愿和动力，后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如今成了CPTPP，基本上被日本主导，中国政府已正式宣布要努力争取加入。
但是现在再加入这个体系，除了地缘政治复杂性之外，技术上比当年加入WTO时会面临更高更苛刻的要求。这种苛刻可能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对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数据治理等，都可能会有比WTO更高的标准。
满足这些条件，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度型的开放来解决，本质上就是与国际通行标准看齐。我们刚加入世贸时候，修订了国内上千部法律法规，以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领导讲话、政府文件、媒体报道中说要与国际规则靠拢，与国际惯例一致。现在这样的话已经很难听到或看到了，但是这个话依然十分重要，不然人家不会和我们一起玩的。
现在美国到处在拉帮结派，用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要搞出一套新的国际规则出来，并希望能够把中国排斥在外，借口多多少少就是指中国不守规矩，对国际规则构成挑战。我相信很多国家也心知肚明美国是什么意图。
中国毕竟是个拥有很大市场的国家，在过去的国际体系中也绝对不是个差等生，我不相信那些跨国公司会不要中国市场并不和中国做生意了。更何况美国拉拢部分国家排斥中国要真正取得成功，还需要美国继续像过去那样“慷慨”地通过持续贸易逆差向他国提供足够大的贸易市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调整和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贸易政策能做到这些吗，我们当然要拭目以待。
对中国来说，进一步扩大开放必然要遵从更好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要服从高标准的新规则，对我们来说必然是个挑战，我们愿意做出新的改革来防止制度性脱钩吗，我们愿意开放媒体让投资者、科研人员和市场主体更便利更全面地了解全球市场信息和科技文献吗，这都是既涉及政治又涉及经济和技术的改革难题。在我看来，这种制度性脱钩一旦形成，对中国来说可能比产业链脱钩危害更大也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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