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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改革体制机制启动生产率提高新引擎

2023-03-17 15:58:49
经济增长减速作为特征之一的新常态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仅是任何经济体的增长可持续性表征,也是处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非举手之劳,对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的要求也最为苛刻。一般来说,资本、劳动、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分别做出自身的贡献。作为各要素贡献之外的一个残差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幅度无关,因而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也正是因其来源上的这种性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各种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机制,以及其他制度条件高度敏感。也就是说,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水平,包括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消除掉所有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以改革和政策优化为必要条件。
 
既然全要素生产率被经济学家看作是在总产出增长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贡献之外,未得到解释的残差项,那么,科技进步成果得到应用、体制改革增强经济激励、要素流动导致重新配置等,都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改革开放的前30年恰好对应着人口的机会窗口期,未予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到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创造了显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说,中国在人口红利的收获时期所取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组成部分正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率。
 
对1979-2010年间中国GDP增长因素进行分解,平均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期间9.9%的GDP年均增长率做出了39.0%的贡献,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贡献率更高达52.3%。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规模逐渐缩小,转移的速度放慢,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显著收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也便相应减速。
 
由此发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慢,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直接结果。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不仅需要把增长动能从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也要把生产率的提高,从依赖劳动力转移转到更多依靠其他方式上去。
 
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依靠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整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是一个独特的发展经验,也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报酬递减的假设。在生产率源泉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深化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启动生产率提高的崭新引擎。
 
从国际经验来看,以下两个阻碍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及其作用方式。相应地,破解这个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未能得到整体提高的理论谜题,也应该从打破这两个格局着眼和入手。
 
第一是资源配置的僵化。在市场竞争中,生产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和扩张,生产率低的企业则萎缩和消亡,这种进与退和生与死的选择机制,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如果低生产率的企业不能退出和死亡,也就阻碍了潜在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和发展,企业之间就不能进行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资源重新配置。
 
第二是资源配置的退化。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新技术的应用通常有两个特性。其一,技术应用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也就是说生产率的提高与就业的减少相伴发生。其二,技术应用在企业间是不对称的,导致生产率提高的非同步性,总有被新技术遗忘的角落。因此,由于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被排斥出来的劳动者,如果回流到生产率较低的农业或服务业,就意味着要素按照生产率提高相反方向的流动,表现为一种资源配置的退化,造成整体生产率不能提高,甚至可能产生降低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给资源配置带来不利的影响。首先,在那些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发展,如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中,虽然不乏依靠优化升级和提高生产率,赢得新的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也有过度依赖宽松甚至保护性政策求生存的企业。该退出而不退出,则意味着对要素的非生产性占有,也意味着对潜在具有竞争力企业的排斥。其次,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也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低端服务业的转移,意味着资源配置过程与生产率提高方向相背离。这两种现象都产生了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效应。
 
打破这两个阻碍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应该立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优胜劣汰,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形成配置更加优化的生产函数。
 
首先,政府恰当定位自身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为初创企业、充分就业和大众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其次,通过合理和适度的规制,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消除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歧视性待遇,促进公平竞争。再次,创造激励相容的机制,提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强数据等先进要素的穿透力,让数字经济发挥出深度融合实体经济的职能。最后,强化社会政策托底职能,为转岗劳动者提供社会安全网,剥离微观层面的保护职能,借助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率。来源:金融评论
 
作者:蔡昉 社科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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