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找把握有效投资方向，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求持续强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有效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要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持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畅通经济循环的贡献，推进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投资对扩大内需、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的重要作用。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就业的函数，而收入和就业的增长又取决于投资的增加。因此，消费和投资不能割裂开，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协同发挥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一直以来，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之所以被认为是规模扩张性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因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过度投资对经济结构的扭曲，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积累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投资驱动，而是投资的有效性如何。投资有效性并不仅仅是短期回报，从经济循环角度看，当期的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基础，衡量投资回报应该着眼于提高投资的全生命周期的回报。理论上说，当投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价值时，投资效率最优。对于政府公共投资，这里的边际价值是指社会价值，公共投资效率最优点是边际成本等于社会价值。有效的投资既要避免投资规模低于最优点而造成投资不足、无法发挥投资的作用，又要防止投资规模高于最优点而形成投资过度、造成极大浪费。但是，实际上判断一项投资是否是有效投资，由于投资周期长、评价标准不确定和多重性等原因，往往十分复杂和困难。

 

而从投资领域来看，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果投资方向更加倾向于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包括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改善民生、缩小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解决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难题等方面，那就属于有效投资领域。具体可以把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领域的有效投资划分为“补短型”投资和“升级型”投资两大类。所谓“补短型”投资主要是针对发展中不平衡的领域进行的具有“补短板”功能的投资，例如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投资、针对民生欠账的投资，以及解决经济发展短板问题的投资。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疏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扩大经济循环流量，提高经济循环覆盖面。所谓“升级型”投资主要是针对数字化、绿色化等现代化发展方向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具有“促升级”功能的投资，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投资。这类投资可以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提供经济循环的新动能，提高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当然，这两类投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有效投资同时具有“补短板”“促升级”功能。

 

总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更好地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这要求寻找和把握有效投资方向，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努力增加制造业投资，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着力提高投资效率。

 

二、超前部署新基建、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以有效投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善于把握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增加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要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尤其是需要有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基础。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需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而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最为关键的是推进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要实现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把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作为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十分必要。

 

新型基础设施一般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其中有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基础设施，以及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还包括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信息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的基础设施，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支撑研发的创新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可以理解为是支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的基础设施。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有效投资的主要方向，其意义不仅在于投资需求巨大，进而有利于支撑经济增长、扩大经济循环，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促进经济升级、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强、高技术要素和产业占比高、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等特征，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是决定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关键，也是产业体系能否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决定性因素。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一方面要注重产业融合发展，着重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实现产业向高级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注重产业集群发展，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从而构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新支柱，为不断拓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提供新路径。

 

三、通过投资机制优化改善扩大投资质量

 

扩大有效投资空间不仅仅要关注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投资回报率，着力扩大有投资回报的投资需求。提高投资回报率，本质上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要求通过更加合理、更为有效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来配置资金。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持续完善投资体制机制来实现投资回报率提高，这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要求。这也意味着，扩大内需的投资一定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有效的投资体制机制，通过投资机制优化来改善扩大投资质量，从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一是要注重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投资效率。一个公共投资项目要具有理想的投资效率，一方面要满足最大化投资的乘数效应和最小化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求，能够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投资的社会综合价值，包括经济增长目标、社会公平目标、生态价值目标、空间布局优化目标等各方面。公共投资要根据社会成本和社会价值来评判投资效率，要找准公共投资领域中的短板和经济升级的关键领域，精准投资，防止杠杆率和金融风险过度上升，防止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盲目冲动，防止出现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库存增加、成本高企等问题。

 

二是要注重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建设，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机制，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公共产品投资，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以法治化为核心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市场体系，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三是注重完善国内国际双向投资机制，推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一方面要求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提升投资信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而吸引全球高素质要素集聚；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增强在国际循环中的话语权，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政府、企业与第三方服务机构要携手做好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为推进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在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产业竞争新优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产业体系竞争力和实现国家经济安全。

 

【执笔人：黄群慧，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