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不仅有受疫情冲击的原因，也有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且疫情会带来“疤痕效应”，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大国博弈下“脱钩”“断链”也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带来挑战，因此要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不要过度乐观。为推动经济恢复，管涛建议，一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要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三是要协调使用好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工具和总量工具；四是要维护市场信心并改善市场预期。

 

 

现阶段更多要关注的是通货紧缩、经济停滞的风险。目前中国经济在持续下行，在全球高通胀回归的情况下，国内物价依然比较低迷，我国存在负产出缺口；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很高，货币流通速度非常低。与此同时，疫情三年采取的一些政策又产生了很多“僵尸企业”“僵尸贷款”。

 

中国的经济下行，不仅有疫情冲击的原因，也有疫情之前的一些结构性原因。而且，疫情带来的影响不是在疫情政策调整后就可以马上消除，仍存在一些滞后效果或“疤痕效应”。比如前期的很多政策是流动性支持的政策多于偿付能力改善的政策，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在过去三年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疫情三年对一些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消费都有较大影响。再比如大国博弈的影响。今年春节后大家都盼着股市“开门红”，虽然确实股市收红了，但却是高开低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荷兰、日本正在形成一个限制中国芯片出口的联盟，虽然具体方案没有披露，但是“脱钩”“断链”对我国的影响是中长期的。

 

 

第一，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对于一些过去的政策，可能在前两三年效果不是很明显，但随着疫情后的放开，经济活动活跃起来，效果会逐步显现。特别是“减税降负”政策，虽然原来在疫情期间没有生产经营活动，“减免缓”的帮助不大，但现在生产经营活动发展起来了，可能就有所帮助。还有一些流动性支持政策，过去都是纯增加负债，现在经营活动开始正常运行，就出现了有效的融资需求。但另一方面，有必要对“疫情期间政府对市场活动过度干预”的政策重新进行检讨。现在还有很多对于疫后经济恢复的做法都是通过行政手段调节，而非市场手段，延续了“疫情期间”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后续应调整为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

 

第二，应对经济下行、物价下行的风险，还是要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比如应增加预算赤字率，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方面的额度等。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这一次疫情以来的支出主要还是来自地方财政，中央政府的支出不多，现在地方上的财力还很紧张。因此扩大财政支出，可能要在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基础上，在财政预算体系改革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的支出。同时，也要考虑到政府支出是增加资本性的支出进行投资，还是扩大转移支付对家庭和企业进行补贴？对此，应该权衡利弊。

 

西方国家在前几年有很多直接对企业和家庭进行补贴的政策，改善了企业、家庭的偿付能力，而后果是导致通胀回归。中国给企业、家庭的直接补贴政策较少，大量的政策都是流动性支持；但实际上前几年企业、家庭没有现金流，这些流动性支持的都是负债，影响了财务健康情况。因此，应加大对困难人群、特定人群，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财政帮扶力度。现在很多政策对小微企业、服务行业的救助都要求有经营实体，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可能就不在帮扶范围内，对于这类人员，扩大消费是帮扶的重要方面。

 

第三，货币政策总量工具的使用。此前使用了太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经济非对称的复苏。今年面对经济的普遍恢复，应该在保持汇率灵活性的前提下，更多倾向于使用总量工具。不管汇率是升是贬，在足够灵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才能更加聚焦于国内的增长、就业、物价稳定等目标。如果汇率比较灵活，不但有存款准备金率的工具，政策性利率也会有调整空间。否则，货币政策的总量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牵制。

 

另一方面，已有的结构性工具不要急于退出。因为很多结构性工具是定向支持、精准滴灌的，如果突然“撤梯子”，项目失去支持，则很可能会烂尾。因此，可能还需有一个周期，使这些政策逐渐退出，而不是“一刀切”地突然退出。

 

第四，维护市场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对于疫情期间的一些特殊做法要进行反思和检讨，应在支持经济恢复过程中，减少政府干预，多用市场手段依法行政，在政策、舆论上应该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疫情三年对市场主体的冲击很大，因此应该休养生息，推动一些增量的改革，在存量上不要有大的政策起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