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把国家分为四类，即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在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经济发展具有潜力和空间，即现代化新征程上经济增长具有新动能。

 

首先，供给结构。所谓供给结构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供给结构中，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明显偏低，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3.3%，而高收入国家占比平均为71.8%，美国则达到了80.1%，这显示我国服务业领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新型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了未来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也就是生产型服务业要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前，我国的生产型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不高，竞争能力不足，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未来的方向应当是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基本方向是高品质和多样化。

 

其次，需求结构。所谓需求结构就是投资、消费、进出口分别占GDP的比重。在需求结构中，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明显偏低。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5%左右，而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6.9%，且政府消费占比较低，整体相对稳定。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消费还可以分为实物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销售额相当于美国的92%，服务消费差距就更大了。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两个提高”和“两个规范”的要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国民收入分配，同时还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财富分配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将从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演变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将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最后，城乡结构。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偏高。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达22.9%，而高收入国家平均为3%，美国是1.4%、日本是3.4%。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鼓励依法土地自愿有偿转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很显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是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

 

二是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但要避免过度竞争、恶性竞争，把生产和市场向优势企业转移，提高行业的集中度、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农业生产要从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转变为适度规模经营、机械化、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将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总之，随着我国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优化，与高收入国家差距的不断缩小，将释放出现代化新征程上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未来五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基本形成。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比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系统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在缩小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等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方面，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有序流动，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需要深化服务业改革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等。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的突破，才能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不断释放出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比，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国家安全风险凸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把安全上升到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二十大也提出，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很显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突出强调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也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因此，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在公平、效率和安全这三者之间取得新的平衡。

 

二是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充分吸收和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需要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三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我净化、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的二维思维转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共治的格局，从而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和谐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者：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