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是讨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时点，随着一系列的超预期因素冲击，年初所制订的一些政策方案必须通过提前实施、加码实施来对冲相应的三大下行压力。因此，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部分稳增长举措可能面临政策力度不足、政策库存不够的困境。

 

当下如何准备未来政策的定位，提前储备一些项目和政策工具变得尤为重要。各项经济工作虽然全面压实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但在房地产持续低迷、地方政府收入持续下降的状况下，稳增长的政策在四季度难以真正的压实，很多地方政府由于财力耗竭，导致很多稳增长任务有心无力。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相应的稳增长责任，是否应该全面转向中央政府引发更多期待。更为重要的是，能不能将一些新的一揽子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提前实施，以弥补目前政策的空档期和地方财政的枯竭，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状况下，经过三年的冲击，大量经济体原有的一些库存、利润和生存能力可能面临着急剧下降。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展现了超级的弹性和韧性，但是在这种持续的压迫下，弹性和韧性也是有限度的。因此，在春节大量农民工返乡之际，大量中小企业进行重新战略构建的特殊时点上，也应考虑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以保供保产和防止预期进一步疲软。

 

对目前稳增长政策，很多市场主体希望剂量更大、出台更快。同时，还有一些专家研判，是否应当出台政策以提前对冲世界经济对中国带来的各种冲击，而不是等着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全面显化才采取行动。

 

此类对近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和未来经济政策布局的猜测，所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核心：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是否是出台新一轮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佳时点，如果不是，何时是最佳的推出点。这个最佳的标准到底是怎么判断的？什么是它的标准。第二个问题，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怎样确定，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合宜的水平是什么？第三，要达到这样一种合宜的增长目标，可能需要哪些政策工具组合？整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到底定到什么样的水平？合宜的区间到底是什么？

 

 

首先，关于时点的判断，如果在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没有出现常态化的状态时，过度使用稳增长的经济复苏政策，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扭曲。大量的疫情隔离防控下，人流物流都没有正常化，即使采取大量刺激政策，消费和相应的投资也不会出现反弹，因为大量的预期实际上是跟随疫情和疫情政策来进行调整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政策必须要与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的进一步科学化、优化相匹配，必须要与社会运行秩序、经济运行秩序常态化相匹配。这时候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推出的时点。而在当前，我们或许应当以各种经济参数不出现大幅度下滑作为近期几个月的政策目标。

 

对于明年的经济政策目标，按照一般测算，明年的GDP增长速度应该在6%以上，使今明两年的速度加总在一起能够超过10%，平均每年在5%以上的状态。这样想法很好，因为实际增速5%以上，GDP平减指数达到3%左右，那么企业的利润、居民的收入以及财政增长速度可能回到8%以上，这能够为调结构、促改革创造良好的契机。

 

但是，这样的测算可能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三年持续的疫情造成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损失，以及对潜在生产能力的冲击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中，出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出现了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紊乱的一些现象。既使是欧美国家，也面临着大量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大量的研发投入下降，以及大量的成本上扬的问题。因此，在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潜在增长速度可能有明显的损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一系列的疫情修复工作，才能够使潜在增长速度重返5.5%左右，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我们团队建议明年的目标设定在4.5%-5%的区间，这样在政策上还会留有空间，在未来经济调整过程中，使我们的持续复苏的力度更好，使我们保留政策的弹性和韧性，为应对未来超级不确定性提供良好的政策基础。考虑各种因素的叠加，以及预期调整可能是相对缓慢的过程，政策工具本身需要更长期的、更全面的设计，今年底也即在11月-12月，可以对政策未来的方向进行一些说明，对财政的赤字率进行相应的设定，对货币政策的核心指标，包括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M2的增速也进行相应的一些设定。很多市场人士已经预测，财政赤字最好是要超过3%，能够达到以往在2020年所设定的水平。社会融资规模能够保持目前10.6%的增长速度，M2能够保持在12%的增长速度。政策设计也要对市场的预期有所关注，不宜与市场主体的预期有过大的偏差，因为过大的预期差，往往会带来政策在调整预期上的效果弱化。

 

 

一是对于疫情政策未来的定位要有系统性的回应。

 

二是应当全面正确解读二十大，尤其是二十大所带来的政策红利，把二十大提出的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科学战略举措进行深度解读，充分释放二十大红利。

 

三是关键性制度改革设计上要有所作为，全面树立改革提升信心。

 

四是要聚焦目前引起经济下行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房地产的问题，民营经济融资的问题，中小企业生存难的一些问题，要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目前也出台了很多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往往是以逆周期对冲作为核心，而没有在中期的一些持续改革上做很多文章。在这方面可能就会看到一些信心的逆转，在短期方案中发挥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因此，不仅要出台因城施政的房地产刺激政策，而且要从多维度进行集成。

 

第五，对于一些错误的思潮和政策的噪音要有正面的回应，防止目前一些极端思想的蔓延，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是完整准确的理解二十大报告和未来的一些战略举措。

 

从未来宏观政策的定位上，在目标设定、出台的时机、关注的重点等方面，要有更多的琢磨，而不是简单化的进行一些工程项目的设定，简单地进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些相应的政策工具的创新，要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下更大的功夫，这样能够真正的对信心有提升，对预期有扭转。只有在信心和预期有很好的改变的基础之上，各项政策才有有效传递的机制，政策的效率才能大大的提升，越来越窄的政策空间才能够不断地得到拓展。

 

最后，明年有二十大的政策红利，加上疫情政策进一步的优化，科学出台新一轮的稳增长一揽子方案，中国经济将在世界经济持续疲软的状况下取得新一轮的发展。

 

作者：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