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推进。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带动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形成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制造业产业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

 

其次，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围堵和打压，并在科技领域推进与我国的脱钩断链，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

 

再者，新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提出新要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创新正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与此同时，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和弱项，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科技人才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

 

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我们要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实践中探索科技创新的新路子。

 

第一，在创新战略上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改革开放后，我国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这个模式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但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完全依靠跟随先进国家追赶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面向未来，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前沿性技术领域，培育和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技术创新主要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在部分终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进口依存度较高。中间品技术含量高、产品迭代快，其市场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创新性，还要有商业可行性。这就要求强化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无论是构筑局部领先优势，还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都需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要突破，人才是关键。这就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探索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让科技成果产出与科技人员收益挂钩，释放科技人员创新潜力。

 

与此同时，推动科技创新要鼓励地方勇于实践，探索科技创新的新路子。以东莞为例，改革开放后东莞经历了从一个农业县变为国际制造名城的发展历程，2021年东莞成为全国第15个拥有万亿元GDP、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但新形势下东莞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挑战。东莞坚守制造底色和优势，以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探索“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新路子。

 

在科技创新方面，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引领，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新高地。松山湖科学城已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成散裂中子源、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集聚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一批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先进制造方面，通过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智能移动终端及穿戴设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力争形成集聚生态，打造大湾区先进制造新高地。东莞的实践表明，立足本地优势，勇于探索创新，就能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作者：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本报记者 郑 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