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发展环境也面临复杂局面，出现新的挑战和困难。为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以下简称《一揽子政策措施》)，部署实施涉及财政、货币金融、稳投资促消费、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本民生等六个方面共33项措施。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如何尽快落地见效？经济政策究竟怎样才能应出尽出？红利又如何真正直达市场主体？针对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教授。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各部门贯彻执行《一揽子政策措施》，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助企纾困，财政、货币多项增量新政悉数亮相，包括留抵退税、新增专项债、延期还本付息等举措，如何评判政策的力度？按照“政策应出尽出”的要求，经济政策还可以如何发力？

 

苏剑：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局势变化超预期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正常消费与生活也受到了负面冲击。近期，为了稳住经济大盘，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一系列稳增长的经济政策出台，同时也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的经济政策应出尽出，重点涉及市场主体的企业和消费者，也即是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共同推出保市场主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宏观层面看，中央和各地已经推出了大量的政策。

 

聚焦纾困市场主体，财政货币政策供求两端全面发力、力度升级，具体表现在政策力度更大、支持范围更广、政策实施节奏更提前，稳经济的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在财政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在原计划1.5万亿元留抵退税的规模上预计再新增1420亿元，新增退税总额达到约1.64万亿元，覆盖行业增加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等7个行业；扩大实施阶段性社保费缓缴政策，将缓缴养老等三项保险费政策阶段性延长至今年年底，并扩围至受疫情严重冲击等情况的特困行业；阶段性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释放内需潜力。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贷款以及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住房与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与此前的延期政策相比，支持对象明确增加了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货车司机等人群；加大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贷款激励强度，按照余额增量的2%给予激励，比例由1%提高到2%。在力度更大、节奏更快、目标更明确的经济政策作用下，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将逐步被激发，经济运行将重回供给畅通、需求回升和预期转好的轨道。

 

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着力点和效果，财政政策既能发挥总量调节效果，又具有结构性调节的功能，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围绕市场主体实施的供给端财政政策还可以包括：一是继续减税降费。如计划2022年退税减税降费约2.64万亿元，其中约1.64万亿元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收入、快递收派服务收入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与小型微利企业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等；二是实施员工薪资补贴计划，直达资金稳岗就业，如英国政府推出新冠疫情期间工作保留计划（CJRS），旨在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短期内帮助企业给付员工工资。

 

围绕市场主体实施的需求端财政政策还可以包括：一是购置税减免政策。稳住市场主体，企业能够正常运转创造就业，失业率相应下降，创造收入解决终端消费；二是直接发放消费券，如进行直接补贴和大规模的消费券政策；三是发放失业救助金和其他直接补贴，直接提振居民需求。

 

围绕保市场主体，供给端货币政策还可以采取总量和结构性宽松，如我国国家担保基金4000亿元的再担保业务和英国出台针对中小型企业的“新冠疫情商业中断贷款计划”(CBILS)、针对较大企业的贷款计划(CLBILS)，允许企业获得较高额度贷款，还款期限放长，同时政府为贷款人提供每笔贷款高额担保，并支付一定利息。在保市场主体的需求端货币政策方面，还可以继续降低房地产首付比例，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支持银行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货车车贷、遇困个人房贷消费贷在年内延期还本付息。

 

 

《金融时报》记者：财政政策加力升级，纾困市场主体、提振投资和消费等成为重要发力方向。各地在对政策进行细化实施时，“四两拨千斤”的稳经济效应将如何显现？

 

苏剑：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强大韧性和活力，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政策措施要求真务实、迎难而上，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根据当前各地推出的政策来看，财政政策力度从数据上看还有很大的发力空间。我们强调对企业的税费减免和递延，而一些国家更注重直接性的补贴。我国对居民的补贴主要关注就业补助资金、困难群众价格补贴等，而各国有较为多样的支持手段，包括多种一次性现金补贴、新增失业救济金以及工资一定比例的补助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引发市场主体预期不佳，体现为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消费、企业减少投资性开支和雇佣支出。传统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正在减弱，可考虑结合采取非常规扩张型财政政策减弱市场主体预期不确定性，即各地可以设计在不同状态下兑现不同承诺的财政政策，以减弱未来不确定性程度，改善市场主体预期。

 

目前出台的疫情纾困政策在三个方面有类似之处：首先，各地疫情纾困政策偏重企业，居民端纾困政策较为有限；其次，在企业纾困方式上，以减税降费为主；最后，在企业纾困对象上，偏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之后的政策还可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是对服务业企业的支持需要加强；另一方面要在消费领域加强纾困力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地有积极性做各类保市场主体促需求的政策尝试，但客观条件或许存在财政能力的约束。因此，更应该做好的是各地根据自身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能力，因地制宜地合理规划纾困政策，如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受疫情影响较大，那么更应该做的是把疫情尽快控制好，保住市场主体，让经济尽快正常运转起来，而不仅仅是大力补贴。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各地政府以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刺激消费，以尽可能弥补疫情对经济社会生活造成的冲击。消费券作为一种“短期刺激”的手段，是否能够长期拉动消费？

 

苏剑：目前来看，各地政府纷纷通过发放消费券来促消费。消费券的常态化将更好地赋能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消费券既有短期刺激效应，也具有长期拉动消费的效应，关键在于消费券政策设计时的出发点和经济目标。

 

从短期来看：第一，消费券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提振消费信心，活跃零售、餐饮、文旅、住宿、体育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领域的消费，激发消费热情，为加快市场复苏、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第二，消费券的发放可以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增加可选商品的消费，具有乘数效应。通常消费券都是以满减的形式发放，对大额商品的优惠力度更大，对于平常可买可不买的商品会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从而刺激消费金额成倍放大。第三，消费券也是一种变相的补贴，可以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压力。那些灵活就业的低收入人群，对价格变化尤其敏感，消费券的发放可以直接惠及这部分群体。

 

从长期来看：消费券发放一方面可以培养居民的消费习惯，因为消费具有棘轮效应；另一方面消费券更多的是依附于电商平台，有助于线上消费进一步发展，不断拓宽消费的维度。

 

与此同时，发放消费券在拉动需求方面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消费券发放应该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可能会需要花时间和成本去甄别低收入者；其次，消费券可能会跟消费者的正常消费产生替代，就是说本来花钱消费的消费品被消费者用消费券购买了，但消费者节省的钱可能并没有用于别的消费，从而抑制了发放消费券的效果；此外，消费券是临时性政策，长期来看仅仅依靠发放消费券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因此，像发放消费券这类增量政策工具是可行的，但为了发挥更好的效果，需要搭配现有的政策工具。比如消费方面，发放消费券的同时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制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等。

 

 

《金融时报》记者：二季度以来，以促进基建投资为主要抓手的增量政策加速推出，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新一轮基建投资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

 

苏剑：在拉动基建投资方面，由于基建投资不仅有助于直接拉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助于带动相关产业上下游的投资与产品需求、为其他经济生产提供便利。因此，后续的发力方向和重点可以考虑如下：第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需要加大事关运输关键环节、能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铁路以及关键枢纽的高速公路等，从而促进要素正常流通、促进经济正常生产与高效运转。第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需要加大电厂、电网、油田勘探开发、海上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储能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保障基本能源供应的稳定。对中国经济而言，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从短期看能够拉动需求，从长期看能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因此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第三，产业园区设施建设，尤其是需要统筹推进高新技术示范园配套设施建设，通过加大产业园的建设投入来盘活存量资产和土地，带动企业生产与居民就业水平的提升。第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产品流通重点设施建设以及气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从而保障粮食生产的正常进行，夯实粮食发展之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此外，未来要保持较高的基建投资增速，需要配套资金支持进一步发力，仍需拓宽中长期融资渠道。

 

作者介绍：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著有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等，参与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