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一般是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着手。张晓晶认为，从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视角，可以更好地判断中国宏观经济的现状、问题和未来。他提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债务占GDP的比重）出现了上升较快的两个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和新冠疫情爆发后。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近两年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了激烈的加杠杆手段。“过去我们采取结构性去杠杆、稳杠杆等政策，在一段时间实现了杠杆率有所企稳甚至是略有下降。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我们的杠杆率急剧攀升”。他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攀升实际上还是有节制的，“跟很多发达经济体进行对比，我们的上升幅度相对来讲还是处在一个中等水平。”

 

张晓晶预测，我国宏观杠杆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步入上行周期。原因在于，一方面，俄乌冲突、中美博弈、世界政经格局加速演变，外部制约明显增多增强；另一方面，疫情仍是最大不确定性、人口老龄化加速与人口提前达峰，叠加“三重压力”。内外部因素使得杠杆率的分母即经济增长率下行压力加大。政策聚焦稳增长，作为分子的债务增速会上升。分子分母的一增一减，宏观杠杆率的上升难以避免。宏观杠杆率的上升，意味着资产负债表在“奋斗”。但就各部门而言，其面临的约束并不相同，因此其奋斗的“本钱”和积极性也会大不相同。张晓晶认为，总体上，政府资产负债表最具能动性，而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需要想办法激活。应通过（中央）政府更为积极地加杠杆来缓解或抵消居民和（民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收缩态势。

 

张晓晶曾在公开发言中提到，未来一段时期，应该主动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阶段性抬升宏观杠杆率，加快经济复苏进程。他多次强调，宏观经济环境、杠杆率分布结构、加杠杆的具体方式等因素更为重要，在未来一段时期杠杆率的上行周期中应坚持对债务结构的优化，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具体而言，居民部门应着力发展普惠金融，加强对稳增长的支撑。他认为，居民经营性贷款主要客户是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这些主体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也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对经济、社会起着基础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居民经营性贷款占比上升体现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对于缓解居民债务风险是有利的。

 

非金融企业部门应提高债务效率，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张晓晶表示，对企业债务的转型，应继续调整债务结构，将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经济效益更高的企业及创新驱动发展的行业中去，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绿色产业。同时要继续降低融资利率，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提振企业的信心。

 

政府部门应继续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政策的积极性。张晓晶说，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下，应提高财政支出，用公共支出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总资本存量。缓解财政资金来源的关键在于盘活存量资产。对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手中的优质存量资产，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张晓晶也提到，要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构性优势，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包括对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费、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或消费券，或通过直接政府购买为居民发放实物补贴等方式，都有利于拉动投资和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