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升，推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区别于世界先行国家工业化历史过程，也不同于以往传统工业化道路，新时代蕴含一系列崭新元素，由此赋予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内涵、新使命。

 

顺应高质量发展新趋势，以技术创新引领高端化

 

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强劲拉动下，我国工业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诸多产品产量和产值规模领先全球，各种物美价廉商品琳琅满目，极大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也广泛出口行销世界各国市场，“中国制造”已然成为一张靓丽的国际名片。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实施，创新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2012年至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从1.03万亿元增长到2.79万亿元，居世界第二；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8%提高到2.4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我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快速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

 

在经历多年规模扩张之后，国内一些大宗和普通产品需求开始接近饱和峰值，国际市场占有率高位再进难度增大，传统数量型增长潜能逐步趋于缩小。而随着经济和收入水平提高，市场需求层次在不断提升，中高端、品质化、多样化产品需求趋于增多。在正反两向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协调的矛盾日益显现。一方面，部分行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领域出现较为突出的产能过剩，较多的中低端数量规模型产品市场饱和、供过于求，呈现低水平、低效率竞争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高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供给相对不足，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短板犹存，部分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自给能力依然较弱，产品质量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仍有待提高。

 

当前国际产业竞争版图面临战略重塑。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制造业和战略性产业发展，纷纷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重心与我国未来产业升级方向趋于吻合，我国与先行工业化国家遭遇正面竞争的领域渐趋增多。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追赶步伐逐步加快，凭借更低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成本形成后发优势，在传统领域对我国企业挤占效应逐步显现。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涌现，世界各国纷纷超前谋划新兴和未来产业，世界产业分工与竞争格局加快调整。在追赶与被追赶夹缝中，我国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的重要关口，提升产业分工地位、增强产业控制力面临紧迫形势，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成为必然选择。

 

站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平台，走新型工业化之路需要加快重塑竞争新优势，这无疑离不开更强创新能力、更高创新效率。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加聚焦提高创新质量和效率，着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转化效率，按照“分清轻重缓急、聚焦重大、紧迫先行”的原则，加快研究提出“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创新实施机制和组织模式，加强产学研合作和军民协同，组织实施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工程，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二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将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提高一倍。鼓励自由探索，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努力夯实基础研究基底。三是加快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推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评价制度和能进能出的人事制度，使科研人员能够坐得下“冷板凳”、“十年磨一剑”，潜心研究、锐意创新。支持以“新增投入+新机制”方式组建各类新型研发机构，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实现科技创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积极转变。

 

迎接信息时代新变革，以数据要素赋能数字化

 

当前，一场影响深远的信息时代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不断突破，数字浪潮向各产业、各领域广泛传播和渗透融合，正在和即将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加速提升产业效率，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抢占竞争先机和未来产业制高点，世界各国纷纷抢滩布局数字经济，各主要工业强国相继推出相关发展战略。2012年美国GE公司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2013年德国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2016年提出了“工业价值链”战略。与之相应，很多国家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投资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呈现向数字化部门倾斜之势，推动经济活动从“汗水驱动”向“数字灵感”转变。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2000年至2020年世界数字化创新成果翻了两番，年均增长13%。2020年数字化领域的专利申请占世界专利申请总量的12%。

 

数据作为新兴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正日益凸显。传统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双向互动融合，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7.8%。我国数字消费规模和增速领先全球，电子商务爆发式增长，各类新兴数字产业、业态层出不穷。新兴互联网企业和通信服务业逐步向传统产品研发、生产、物流、服务等领域拓展。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技术为有效应对疫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步伐明显加快，积极实践基于工业互联网等各类数字技术的新型生产方式，智能装备和智慧工艺在很多行业普及应用，企业运营数控化率大大提高，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新变革扑面而来，未来数字化大潮将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之路的重要动力，多维、海量数字要素将不断赋能和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顺应新潮流，一是要积极引导传统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数字技术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支持建设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中的深度应用，推动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全新制造和服务模式创新。二是加快数字化技术创新。瞄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基础和应用技术，支持先进数字装备、关键配套设备、核心系统的研发攻关和推广应用，推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主体协同创新，加快创新技术的工程化、产业化。三是打造新兴数字产业新优势。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加快平台化、定制化、轻量化服务模式创新，协同推进信息技术软硬件产品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壮大平台企业、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增长点，引导多样化社交、短视频、知识分享等新型就业创业平台发展。

 

呼应低碳社会新导向，以节能环保促进绿色化

 

气候资源日益成为我国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全新挑战。近年来，全球气候风险正在明显加剧，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增多，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人类健康和生计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威胁。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已经超出了地球的再生能力，以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之路已不可持续。推动绿色增长、实施绿色新政成为各国面临的不二选择。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降碳减碳战略目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能源革命正在路上。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冲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重大变局，全球能源资源供给版图面临战略性调整，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供给不确定性增加，下游产业特别是工业原材料成本上升压力加大。

 

在经历多年持续增长之后，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2021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超过50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超过100亿吨。近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顶板效应日趋显现，一些行业长期形成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对气候变化、环境风险、能源资源约束等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空前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共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全面开启。经过努力，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立足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中央做出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庄严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将引发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并成为未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遵循。

 

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导向，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探索更加绿色低碳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一是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推进工业绿色低碳改造，研发推广绿色工艺技术装备，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研发应用，推广轻量化、低功耗、易回收等技术工艺，全面实施绿色制造。推行循环经济模式，促进企业、园区、行业间链接共生、原料互供、资源共享，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推进重大环保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支持企业积极研发和推广再制造技术，推行再制造模式。二是加速能源供需革命。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提升非化石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坚持节能优先方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强化能耗强度控制，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培育节约能源和使用绿色能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三是营造绿色低碳发展新生态。加强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建设，完善绿色低碳产品评价体系，健全基于市场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和配套评价标准。完善绿色采购制度，综合运用税收减免、绿色信贷等手段，多环节发力，积极营造绿色消费氛围，不断拓宽绿色低碳产品市场空间。

 

践行共同富裕新使命，以人产协同实现共享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直接和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不仅保障了城镇职工就业水平，也带动农民工进城务工和人口区域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现代工业文明广泛推广，大大提高了居民素质，历练了一批批优秀企业家和技能人才，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创造财富，共享经济效益和发展成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2012年至2021年，农民工月均收入由2290元提高到4432元。这一阶段，庞大“人口红利”持续释放，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加快形成，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劳动人口总量和比重均呈现减少倾向。2012年至2021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4.3%提高到18.9%，而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69.2%下降至62.5%。相应地，劳动力成本呈现刚性上升趋势，一些行业长期赖以增长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趋于减弱。同时，我国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同的矛盾也逐步凸显。一方面，就业难屡屡出现。每年大学毕业生、农民工、转岗职工等各类重点群体均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招工难不断加剧。企业遭遇“用工荒”“民工荒”困扰现象频出，特别是适应新型工业的中高端和技能型人才更为稀缺。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结构矛盾日益成为制约很多企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掣肘。人力资源错配无疑也阻碍了居民收入的提升，不利于收入分配结构改善。

 

步入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新型工业化可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模式转型，企业增值能力将不断提高，将继续带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保障和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能够学有所用、发挥所长。新型工业化将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推动居民收入水平稳定增长，引领劳动者素质进一步提升。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既是做大“蛋糕”的有效途径，也是更好切分“蛋糕”的平台案板，将成为践行共同富裕使命的实际体现。顺应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趋势，需要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和配置效率，强化人力资源供给与现代产业需求衔接匹配，构建产业带动人才、人才促进产业的协同互动新格局。

 

未来，面对新型工业化的新需求，要全方位培养壮大适用性高素质人力资源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是促进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接。对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调整职业教育发展定位，优化学校和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打破身份界限，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补强技能型人才供给短板。二是提升人力资源创新能力。遵循创新型、专业化人才成长规律，调整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和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教育教学方法创新，推进现代化、国际化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三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破城乡、地域、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支持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为用人单位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构筑国际一流创新创业生态，全方位增强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未来，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将是阳光与风雨同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通过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将继续拾级而上，再次书写新辉煌。

 

 

作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室主任、研究员 付保宗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