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受到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各种观点：有人以新冠疫情冲击为由说全球化该转向了，供应链要近岸化；有人以俄乌冲突为由说全球化终结了，新冷战开始了；有人以个别国家搞的“逆全球化”为由说全球化要倒退了。总之，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所以要全球供应链大调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实际上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么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实际上，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的，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上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更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越；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非常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等等。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在中国郑州的富士康，2021年出货将近1亿台手机，极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即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市场足够大。与在别地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市场的模式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地满足客户需求；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了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也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售600万台，在中国上海、柳州的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台，在中国销售290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通用在中国设厂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的高额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地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其得以更好地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当然，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减少，而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来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这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因为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较好、政府的营商环境不错，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而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同样的，通用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的投资贸易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市场不同，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够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加上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扩大开放，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对跨国公司而言，在中国对中高端产品实行“销地产”和“产地销”要比搬离中国要划算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在上海疫情之下仍然宣布扩大在华产能的重要原因。

 

 

刚才说到“稳”，光“稳”还不够，还需要“进”。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为此，我们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此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一个地方落地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到创新链条的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三类集群。

 

二是要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即针对我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即“补链”；或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或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即“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因天灾人祸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刚才说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是分不开的。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笔电家电的组装厂等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内已有不少企业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能力，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等，成为当下制造业代工的龙头企业。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特殊的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的生态。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1950-19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1980-1990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的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总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中国“稳”有基础，“进”有所取。假以时日，“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的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以上观点整理自黄奇帆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上的发言

 

文章来源：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