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5月27日电 题：财政政策上如何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财政政策如何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非常关注，对财政政策的期待比以前高很多，某种角度上甚至超过了货币政策。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33项6方面的具体措施，措施中第一大方面就是财政政策。怎样发挥好财政政策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上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怎样把已经出台的政策用好，怎样储备一些新政策，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首先要把现在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化搞清楚。当前在分析经济形势时，主要考虑两个变量：国际方面考虑俄乌冲突的影响，国内方面考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从这两方面看，基本可以推断出未来的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俄乌冲突对中国暂时不会发生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国内疫情形势有所好转，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从目前看，一般认为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非常深远，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传导到国内经济还需要时间。目前，这个因素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最大的，对经济运行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疫情的扰动。

 

　　第二种情形就要用比较长的眼光看，要充分预判俄乌冲突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一定是在今年，但是可能在一个可见的时间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用多大的力，要取决于我们对未来形势的预判和预期，要防止把现在能用的政策空间在现阶段一下子释放完。因此，要充分考虑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经济实质性的影响，如对物价、就业等。

 

　　第三种情形，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较长时间范围内俄乌冲突对中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同美国的经贸关系趋于缓和，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住，经济基本恢复正常，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一种情形。

 

　　假设出现了第一种情形，即暂时不考虑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只是考虑国内情况。目前来讲，政府采用提前实施、靠前发力的方式，我个人是很赞成的。在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2年全国两会上对2022年年度工作已经做出比较全面的安排。但是在3月份出现了预期之外的变化后，要做的第一步不是急忙出台一些新措施和新政策，而是要把已经考虑好的政策提前实施，这已经是国务院最近正在推动的工作。

 

　　现在有些人建议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但是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有一套自动稳定器，要先用好这一套已经有的制度。比如对于低收入人群、困难群体的救济，在已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中，已有相应的资金保证。现在要做的是，这一套现成的制度怎样使它更有弹性，能及时、足额地把受到疫情冲击新增加的人包括进来，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财政制度是有连续性的，一旦创设出一个制度往往要存续很长的时间。所以，要考虑先把已有的机制用足、用好，实在应付不了新情况、新问题，再讨论要不要出台新的政策工具。

 

　　放眼未来，要考虑到国际环境变得更严峻和复杂，不确定性更多，未来风险更大的情况，提前做好政策预案。在财政政策上，除了再出台一些短期应急措施之外，还应有中长期方面的考虑， “以我为主”，加快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这种情况下，政策应对的目标是“拉投资、稳出口、促消费、明预期”，基本原则有三条：一是供需双侧用力，既在生产侧，也在需求侧，双侧用力；二是总量和结构并重；三是中期和中长期结合。

 

　　具体可以这样来做：

 

　　第一，从总量型减税降费转回到结构性减税降费。目前中国以税收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15.2%的历史新低，如果未来还有必要进行减税降费，要考虑从总量型减税降费回到结构性减税降费上来，针对重点弱势群体、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实施有针对性、政策导向目标比较明确的减税降费。比如，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税费全免，降低部分进口关税以拉动国内关于进口商品的消费，出口退税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工作。

 

　　第二，通过财政补贴和贴息贷款向受到疫情冲击的地区、行业、企业、家庭考虑实施“补血”类的政策。“血”怎么补，也需要在技术上非常讲究，既要使它能够发挥效益，又要不产生比较明显的“后遗症”，还要形成“补血”之后自己生血造血的能力。

 

　　第三，关于财政赤字率的问题。现在中国名义赤字率是2.8%，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主要经济体来说是较低的。如果有必要可以考虑提高，也有比较大的空间，当然这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

 

　　第四，债务空间。从总债务水平看，我们也有较好的债务空间。特别是疫情后各个国家使用刺激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后，全世界的债务水平都抬高了，相对来讲中国的债务水平较低。但是，债务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国债和地方债的结构不合理，一般债和专项债结构不合理，显性债和隐性债的结构不合理。未来怎样通过调整结构使得它能够承担更大规模的债务总量，是有余地可做的。

 

　　第五，涉及到财政投资的问题。通过拉动基建使我们渡过当前经济下行的难关，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的一个方向。但不管是政府投资还是财政投资，都不能“包打天下”。政府投资要选择合适的方向和重点，比如前瞻性、基础性、公共性，在投资方向和投资项目上要进行审慎选择。这当中一定要给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留出空间来，这样才能以比较少量的政府投资带动大规模的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一起稳增长。

 

　　第六，关于税收的问题。目前来看，社会各界建议更多地减税降费。但对中国的税收制度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问题不仅是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从现在的情况看，与预期和激励有关的机制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们通过辛勤的劳动，通过知识技能的提高，能否得到相对比较理想的激励，这方面还可探讨。我认为要双向推进税改。一是加强对资本利得的税收征管；二是降低劳动所得的税收负担，形成勤劳致富、知识致富的正确激励。

 

　　第七，要真正使财政政策能够对经济增长长期起到作用，核心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和老问题。

 

　　总体来讲，在讨论财政空间的时候，不仅仅有数字上的空间，还有很大的政策上和改革上的空间，把这些空间综合在一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财政实力的信心。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变，中国财政实力仍然比较强大。应对当前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我们很多政策工具和政策方法可以用，但核心是要辨别清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还要结合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综合考虑。(本文据冯俏彬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8期)上的发言整理。)(中新经纬APP)

 

　　作者：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