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格局。但是，随着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美国政治精英产生了严重的恐中情绪。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政府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大幅提高关税，而且把大量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公开声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在调门上有所缓和，但继续坚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如半导体、大飞机和精密机器制造等领域）的政策。

 

对于美国政治精英来说，施政的最佳选择应该是一方面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另一方面尽量减少“脱钩”对美国造成的商业损失。因而，美国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应该是渐进的、选择性的。美国政府也在致力于产业链的重塑。到2022年年初为止，拜登政府的政策重点还是“完善国内产业链”，以及“对美国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在包括能源、网络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等众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

 

如果美国的政策十分明确，我们也就可以迅速形成应对之策。不过，拜登政府的政策似乎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政策的模糊性、复杂性，也给中国企业制定应对之策造成了困难。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还是“继续怀抱希望，争取较好结果”？这些判断有可能正确，也可能是误判。但不论是哪种观点出现了误判，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例如，如果不马上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但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我们就浪费了5年、10年的时间。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最终放弃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我们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就意味着浪费资源，代价也可能巨大。

 

徐奇渊和东艳带领团队完成的研究《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简称《重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重塑过程中，中国如何实现“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或者说，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重塑》认为，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重塑》提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

 

《重塑》认为，美国在产业链的二元悖论问题上实现了较高效率的平衡。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重塑》运用网络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影响力和脆弱性。具体地，利用出口中心度指数和进口集中度指数，分别测量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

 

本书的研究发现，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突出的影响力。但同时也指出，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当中，有62种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集中度双高，这些产品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在此基础上，根据产品层面的分析进行加总，发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2：90)，是中国供应链脆弱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重塑》还借助对外核心依赖程度的概念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说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的对外核心依赖程度并未降低，并且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挑战。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逐渐掌握核心技术与方法，从而不像技术密集型行业那样直接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压力。

 

这项研究认为，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生产风险大于销售风险，美国则是销售风险大于生产风险，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在考虑政治关系后，中国的供应链风险明显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取决于和中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考虑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继续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基本不变。因此，相比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重塑》主张，提升供应链安全，中国的政策方向不应是简单的加强内循环、降低外国依赖度。中国可以提升多元化程度，强化同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同时，中国需要加强和政治关系稳定国家的联系。最后，处理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为了在核心产品取得突破之前，争取足够的时间，中国还需投入政治资源。

 

越南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2020年，越南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中越贸易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该书就中国对越南出口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美贸易冲突对于加速转出口和产业转移有最为直接的冲击效应，短期内推升了中国对越南出口，并且贡献巨大；持续性的生产地转移效应在出口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经济的互补效应仍是中越贸易的基础，但竞争效应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互补效应。

 

《重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四个问题大大提高了全球产业链重塑问题的复杂性。《重塑》对这四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猎，尤其对美国加征关税和加征关税排除机制进行了详实讨论。

 

《重塑》指出，加征关税排除机制为一窥中美经济犬牙交错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另一个绝佳途径。每一项企业排除申请被批准或被拒绝背后，都反映了该进口商品真实的经济影响，从中可以看到美国企业承受的临界点。美国设置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初衷，一方面是避免美国进口企业短期承压过大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使去中国化，最终达到压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通过对美国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分析，《重塑》的研究发现：生产技术更复杂、供应链条更长、短时间寻找替代品较为不易的行业，排除比例较高。而进口金额上的对华依赖度，只是次要考虑。

 

以轴承产品为例，被排除的轴承产品，确实对中国依赖程度更高，美国企业短期内寻找替代品困难。但是这类产品生产工艺简单，价值较低，供应链转移相对容易，持续保持加征关税和排除机制并用，会增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概率。同时，未被排除的轴承产品制造工艺更为复杂，价值较高，主要由发达国家供给美国。此类轴承产品没有被排除，一方面因为中国占美国市场份额小，容易被替代；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美国压制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的目的。《重塑》指出，无论从美国加征关税还是从加征关税排除来看，美国的重点打击目标都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其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应该指出的是，《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力图做到言之有据——数据。《重塑》所使用的众多分析方法都是非常规范的。作者在数据收集和整理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他们认真严肃的治学态度。

 

在充分肯定《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和网络分析方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例如，网络分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对于不同的产品来说，相同的出口中心度所代表的脆弱性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我以为，研究报告还可以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解剖一只麻雀”，从对企业的调查研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可能比用数学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更为可靠、更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重塑》试图回答“中国如何在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同时保持自主可控”。这个问题同“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建立、维持本国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实质上是同一问题。自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发表著名的《制造业问题报告》以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体系。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一个劳动者……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但如果“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小工厂的工人，“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

 

所谓分工，就是指劳动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个人或一组人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任务。分工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英国的最重要工业或“农村工业”是纺织业。纺织过程的工序包括：清洗、梳理、纺线、织布、平整、印染。由于工具简单，这些工序都是在农户家中或作坊里由不同家庭成员或学徒完成的。

 

17世纪后期，在欧洲逐渐形成了所谓家庭包工制度(domestic system)，又称包出制度(putting-outsystem)。这种制度有两个要素：包销商人和家庭作坊。包销商人将羊毛或棉原料交给村庄中从事纺线工作的农户，然后再把纺好的羊毛线或棉线交给其他农户织布。包销商最后按件(或工资)从农户收购最终产品到市场销售。在这种制度下，承包不同阶段加工工作的农户不用自己买进原料(原料的所有者是包销商)，也不必操心产品的出售。

 

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织布飞梭(JohnKay，1733)、珍妮纺纱机(James Hargreaves，1765)、水力纺纱机(Richard Ark-wright，1769)和以蒸汽(Watt，1775)为动力的纺织骡机(Crompton相继问世。如果说珍妮纺纱机还可以在农舍中操作，水力纺织机和纺织骡机就绝无此可能了。大型机器设备体积庞大，根本无法在工匠师傅的村舍(或作坊)里安装、使用。为了充分发挥机器设备的规模效应，充分利用城市的集聚效应，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家自然会选择在城镇而不是在分散的农村安装大型机器设备、建立工厂。工厂制度应运而生。

 

在18世纪末期，由于可交换部件的广泛应用，以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为标志的工厂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前毛瑟枪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由一个工人单独制造，然后再组装在一起的。可交换部件的出现意味着根据严格工艺要求生产的每一支毛瑟枪的任何部件，都可以同另一支毛瑟枪的相同部件交换。这种可交换性开创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已有产品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而且导致不同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蒸汽机使纺织生产得以实现机械化，蒸汽机的使用也导致了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而机床制造业的发展则使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一个国家进口原材料、在另一个国家销售最终产品使生产变得更为有利可图。这样，一些国家成为原料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另一些国家则相反。于是，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内的分工。与此同时，也存在社会和产业层面的分工，如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狂飙突进导致一系列新产业的诞生。英国最终建立了一个包括农业（比重下降）、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产业链贸易应该基本不存在。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是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从而建立超越国界的产业体系，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争论。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则是成熟产业，希望两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List)后来将这种观点提炼成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后起国家的新兴产业，经不起领先国家的业已成熟的同一产业的竞争。因而，应该对本国新兴产业采取有选择的适当保护措施。

 

为什么即便眼下没有竞争优势，也一定要发展某个产业呢？李斯特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不让后来者登顶的政策。因而，应该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更为重要的是，李斯特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可见，李斯特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问题的。他同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个全球主义者，认为有利于英国的一定是有利于世界的。

 

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的拥趸亚当·斯密在斥责英国的制造业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却支持赋予英国船只和水手垄断权的《航海法》，理由是“防务比富裕重要得多”。

 

可见，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优势（包括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第一，发展能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也能够登顶。例如，如果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第二，国家安全。这里的安全应该包括粮食、能源和国防。

 

发展中国家如何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借美国大萧条之机，从美国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1933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报告中自豪地宣布：“我们从前没有钢铁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在“一五”期间，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布局建设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尽管此后一度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但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还是拥有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比较完整的产业（工业）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例如，尽管没有比较优势，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发展重化工和钢铁产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安全考虑。

 

改革开放后，中国希望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对已经落后的技术装备进行改造。但是希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意愿，受到外汇储备极度短缺的制约。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1.67亿美元。幸运的是，中国打开国门之时恰逢国际上特别是在东亚代工、贴牌生产(OEM)的高峰期。OEM的最大特点是生产者不需要花外汇储备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企业只负责加工这一环节，其余都有外商操心。在来料基础上加工，中国获得了对应于价值增值的外汇。这种生产贸易方式同英国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包出制度”十分相似。OEM的原始形式是“三来一补”，后来逐渐升级为“加工贸易”。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彻底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1999年，中间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达到57%的峰值。事实上，在不经意间，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中。

 

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同外债不同，FDI的流入实际上同跨国公司的布局密切相关。事实上，大部分FDI企业同时在从事加工贸易，大部分加工贸易也是FDI企业提供的。FDI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引导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方式。

 

全球价值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被分割成越来越多小阶段的趋势。当一定技术条件(如产品的轻型化、小型化、高价值化、标准化、稳定性和独立性等)和制度条件(低关税或零关税等)得到满足之后，把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电子产品模块分散到不同国家生产可以显著降低生产的总成本。这实际上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产品生产的工厂内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不同分工类型的混合体。一种类型是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按产业划分的国际分工，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生产铁矿石，韩国和中国生产纺织和服装、钢铁制品；另一种类型是同一最终产品按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从纺织、钢铁到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产业间的分工。其二，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企业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参与分工的企业力图沿相应产业链实现向高技术、高价值增值的生产环节的升级。不同生产阶段是通过加工贸易连接的。

 

与通过一般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相比，加入全球价值链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但对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最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设计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安排，扮演加工者、组装者的角色。跨国公司是产业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什么国家的哪个企业可以在什么环节进入某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完全是由在该产品全球价值链中起主导作用的跨国公司决定的。

 

在正常情况下，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同参与一般国际分工的利弊相似。其利主要是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学到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其弊端包括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引起贸易摩擦（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的最终产品组装、加工国对最终产品购买国保持贸易顺差）。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事实上，中国实施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在一些产业或产品生产得到急剧发展的同时，原有的一些重要产业衰落了，一些产业干脆就消失了。2005年前后，国内甚至一度出现跨国公司收购中国骨干国有企业的浪潮。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前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政府比较谨慎的态度，中国依然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许多重要产业依然自主可控。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问题应该包含三个维度：对外依存度、完整性和应变能力（适应性）。对外依存度问题，《重塑》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这里无须画蛇添足。

 

完整性和对外依存度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是产业体系安全性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完整性问题可以从投入产出矩阵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各产业都是相互依赖的，缺少一个产业（或大类、中类、小类），其他产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同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农业、能源等产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产业；钢铁、重化工业、机器制造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对中国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中短期的经济效益高低，这些产业必须发展。从这种观点出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居功至伟。同样，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如果中国在煤炭清洁利用上取得突破，我们就不必担心有一天有人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

 

完整性并不等于“大而全”和“自给自足”，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并非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与此相反，在本次疫情中，中国表现出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拥有强大的制造业。

 

适应性概念则兼顾了效率与安全的考虑。例如，虽然一个国家由于参与国际分工，产业体系不够完整，但该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一旦形势需要，该国就可以迅速补上短板。产业体系是否具有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性产业是否得到充分发展。例如，强大的通用机床行业可以很快补足某种细分机床类别的短板。产业体系的终极适应性来自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产业是一个体系，这意味着安全性的提高必然以生产效率的下降为代价；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将会下降。一国必须在产业体系安全性与最大限度参与国际分工之间找到平衡。

 

 

看看美国是如何试图达成安全和效率两者之间的平衡不无裨益。

 

2020年12月，美国国会研究部(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美国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设想。

 

第一，退出中国市场。例如，把某些低价值增值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第二，分散化和留余量。例如，依赖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可以执行“中国+1”战略。分散化和增加供应商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益；留余量会造成浪费。但许多企业管理者仍然计划执行分散化战略，而不是仅仅依赖一个供应商。

 

第三，区域供应链。建立区域供应链可以减少全球性冲击的影响，降低运输成本，使交货期更稳定，利用区域内的各种优惠安排。但区域供应链使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且更容易受到区域内冲击的影响。

 

第四，囤货。如果不愿意调整现存产业链，企业就只能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增加存货，以便为意想不到的冲击做准备。囤货当然会增加成本、造成浪费。

 

第五，垂直生产。增加国内生产，减少外包。这种战略要求增加在各个环节(制造专业部件、最终组装、包装等)的投资。一个公司把所有环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战略成本高昂会导致企业丧失通过专业化提高效率、通过分散化规避风险的能力。

 

第六，回迁产业链。这种做法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丧失分散风险的能力。日本政府也提出过这方面的政策。2020年4月，日本政府拨款22亿美元鼓励企业把高价值产业链环节从中国回迁日本或迁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美国也在实施这种政策。事实上，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就颁布过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回迁美国。

 

第七，留在原地。许多企业服务于本地市场，它们不愿因迁出而失去当地市场。东道国的本地化政策迫使这些企业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是困难的。

 

第八，不变。企业可能选择直面全球价值链风险而留在国外（不一定是原来的东道国）。这种选择对于某类企业（如成衣企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政府显然也应该对中国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

 

从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角度看，我们似乎需要处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高技术行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其在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备胎”的成熟争取时间。高技术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

 

第二，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果可行也可以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第三，中国必须发展以中国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藩篱，在全国(而不是一省、一地)范围内，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全球产业链和国内生产网络并存，一些中国企业宁愿加入全球产业链而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加入由中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对于这种状况，政府似乎有必要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进行某种干预。

 

第四，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度。

 

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层面的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

 

《重塑》为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塑做出十分有益的贡献，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再接再厉，提出更多、更明确、更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