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中表示，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仅是逆全球化的时代、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高成本时代：

 

第一，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这两年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但新冠一定会给人类增加防护成本、健康成本，这个成本就像“9.11”恐怖主义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的急剧上涨，虽然这些成本在核算角度有些是GDP的收益，但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就是一种成本。如果没有新冠，我们不会支付这些，不会有大量的物资人力进行这些领域的生产和服务。

 

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而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产物。即使疫情停止，也会看到逆全球化的现象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这个加速会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很明显的就是绿色成本会大幅上扬，很多国家绿色金融的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很多国家把这项指标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但是这表明世界经济的成本在急剧增长。

 

第四，地缘政治恶化导致全球防务开支的急剧上扬，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和政治冲突，而没有用于生产性的活动，这个成本是巨大的。

 

第五，高债务时期。高债务时期必须要有解决办法，如果按照现有的产权格局承认债务的必须偿还性，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很重要的两种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二是大通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发钞票，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的债务。

 

刘元春表示，这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在这种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形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逻辑上所看到的，而不仅仅从新冠疫情这样一个表象特征、俄乌战争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研究未来通胀的概念。

 

他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的创新中心，在整个供应链上有着独特地位。面对未来高成本和高通胀的时代，它的战略定位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来讲，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

 

“最简单的来讲，俄罗斯现在12%的通货膨胀，欧洲5.8%的通货膨胀，美国7.9%的通货膨胀，土耳其南非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而我们的通货膨胀依然维持在2%。在这种竞合关系中，中国的出口仍然会维持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战略性的思考。当然还有很多战略性的考量，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结构性的冲击，也是必须考虑的，要考虑这种通胀过程对于弱势群体的冲击以及如何加强对他们的保护。”刘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