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3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21世纪》：2021年中国经济GDP达到114万亿元，同比增长8.1%，两年平均增速为5.1%。怎么看待去年经济运行？

 

刘世锦：用不变价来计算，2021年GDP增长了8.1%。2020年和2021年间因为疫情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两年平均增速是5.1%，和疫情前相比是有所回落的。

 

从经济新增量来看，用现价人民币计算，2021年中国GDP净增13万亿元人民币；如果用现价美元计算， 2021年中国GDP净增3万亿美元，增长了20%。

 

为什么以美元计价，中国GDP增速高达20%呢？背后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初步测算，从2020年到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6.9升值到6.45，升值了大概7%左右。

 

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新阶段，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依靠国内实际增长，也受到汇率升值影响。当然，去年情况比较复杂，美国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美元竞争力在相对下降，虽然美国整体经济增长不错，净增长了2万亿美元。不过，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还是要给中国的经济表现打一个高分。

 

我们之前研究发现，日本和德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和中国目前阶段相类似）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们经济的增长一半以上来自汇率升值，一半以下来自国内实际增长。汇率升值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复杂，但长期来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些都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

 

因此，对我国的启示是，一方面要争取能够争取到的增长速度，与我国潜在增长速度相适应，不盲目追高；另一方面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球范围获取汇率升值效应，这样相较之下，我国经济增速还是比较快的。

 

 

《21世纪》：过去两年GDP年均增速是5.1%，今年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实现起来是否有难度？政策层面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今年中国GDP增速设为5.5%左右，是有一定弹性的。5.5%左右的目标，是在高基数之上的中高速增长，是有难度的，需要积极努力才能够实现。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追高，要和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如果中国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使得国内经济不稳定，比如出现大起大落，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样，国际上汇率可能要贬值，以现价美元计算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减慢。

 

据我们预测，今年的经济走势，一季度仍会处在低点，二季度整体出现回升，三季度会处在相对较高的平台期，四季度经济增速会有所回落。

 

当务之急是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对于需求收缩和供给压力来讲，有必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但是，宏观政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和稳定，中国经济中长期的稳定增长动能来自结构性潜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结构性潜能主要是房地产、基建投资、出口等。现在，我们要发掘新的结构性潜能，我总结为“1+3+2”的结构性潜能，就是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补齐实体经济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要想充分发挥这些结构性潜能需要深化改革开放，重点在于要素市场的改革。

 

第一是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在集体组织之外进行有序流转，推动城乡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现在人口流动的重点已经是城市之间的人口的流动，总体上需要提高人口聚集的密度。现在密度比较高的城市中，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也是当前强调进一步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理由。流动人口中的重点是农民工，给农民工解决好配套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下一步劳动力市场改革中的突出问题。

 

第三是资本市场的改革。主线是发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资本市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金融如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协调相配合，二是如何为中小微企业有效提供资金。

 

第四是数据市场的改革。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要素，可通过调整政策、深化改革、推动创新，提高数据流动和利用效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

 

 

《21世纪》：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万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在热议共同富裕。未来，要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现在，“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同样也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中国GDP过去一年增加了3万亿美元，如果继续保持正常增长，不久中国会成为全球GDP总量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现在才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4。

 

今后15年的时间里，中国还要再上三个台阶，第一步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要超过12695美元；第二步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大约人均GDP是在2万美元；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大概人均3万-4万美元。

 

中国现在只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还有9亿人是低于中等收入群体。想要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既包括体力、智力的提升，也包括机会均等。

 

首先，要实行就业优先的政策，推动实现更充分的就业。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长48万人，接近于零增长，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下降了，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在下降。但是，中国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有些工作缺人。当前稳就业政策，需要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相适应。

 

另外，相关的财税货币政策、就业政策应该更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因为中小微企业承载了当前中国大部分就业。我们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研究显示，可以在未来10-15年时间里，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一倍，新增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基本都分布在民营中小微企业里。

 

再者，政府经济工作的目标可以从过去关注经济总量，转向更关注人均收入指标。这需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整个经济资源更多向民生倾斜，补上低收入群体存在的欠账，以此来推动人均GDP的提升，进而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21世纪》：今年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明确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如何看待这些安排？

 

刘世锦：去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双碳”目标提出后，减碳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当然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一些地方拉闸限电。减碳不能“单打一”，减碳也不能“运动式”，需要把长期的规划与短期的具体措施结合好。根据中国现有实际，应该形成一个减碳、降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双碳”目标会推动中国进行全面绿色转型，中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目标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双碳”目标的实现，本质上是要有一套新的绿色技术对原有技术进行全面改造，背后孕育着很大投资机会，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量投资。

 

我国现在的减碳虽然很高效，但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双碳”目标的实现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让市场能起重要的甚至决定性作用，所以要推进制度创新。现在一项很基础的工作，就是在碳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这样把政府、企业、个人的账算好，确定好各自的减排责任，整个世界就会很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