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严峻复杂，美国等国家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有所显现，能源、芯片短缺等供给侧约束仍然存在，需求侧不足压力不断显现，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加大，市场预期不稳，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一是防范美国等国家政策转向带来全球外溢效应，并对我国经济和金融产生影响。自2020年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运输价格大幅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等大国的货币政策提前转向紧缩的预期不断升温，对全球以及我国带来较大的外溢效应。历史上，美联储加息多次成为其他国家金融经济危机的诱因，我国也需要防范金融市场同频共振风险。人民币可能从强势升值周期进入双向波动阶段。中美利差收窄可能推动外资流出，加剧我国资本市场波动。国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境内外价格联动性较强，需要保供稳价，打击投机行为。

 

二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加大。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对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对服务业领域企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商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交通、租赁和居民服务业四大行业占我国经济的18%左右，吸纳就业约2.8亿人，占我国非农就业的一半左右，其中约2.6亿人在小微企业工作或从事个体劳动。上述四大行业主要为接触性、线下生产和消费产业，受疫情影响最大，如果这些行业就业不充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我国消费增长。同时，钢铁、有色、煤炭、化工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价格剪刀差导致中下游的大量中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纺织、食品等企业利润下降。小微企业普惠贷款还本付息延长期一旦结束，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三是风险隐患总体可控。房地产业规模大、链条长、牵涉面广，对于经济金融稳定和风险防范具有重要的系统性影响；对城投发债进行分档管理，监管政策持续升级，部分城投发债受限，非标融资渠道收紧，城投公司的现金流面临考验；地方国有企业信用风险持续释放，违约主体和违约金额有所上升。因此，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的风险防控责任，有利于风险控制和化解。

 

2022年，我国经济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预计经济运行将呈现前低后平态势。一是出口和外资增速回落。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战略，对我国的医疗物资和耐用品的需求将会降低。同时，各国内顾倾向加剧，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全球产业布局将从注重成本转向注重安全和效率，产业链供应链趋于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部分产业会流出我国，影响我国出口和外资。尽管如此，我国产业链齐全，配套能力强，出口具有韧性，世界经济继续恢复会继续带动我国的出口，出口额按美元计算预计增长3%左右。

 

二是投资总体放缓。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经恢复到历史较高水平，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也有好转，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支持数字化、绿色化领域投资的规划，金融机构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这些因素有利于制造业投资回升。但也要看到，由于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减缓，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会挤压中下游制造业利润等因素影响，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意愿不足。

 

三是居民消费恢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当前，我国就业和收入水平稳定，有利于消费平稳回升。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可能影响消费。目前，消费者消费意愿总体偏低，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居民部门杠杆率仍然较高，消费信贷受到制约，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在居民收入与经济基本同步的情况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抑制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

 

四是通胀会温和上升。自2020年5月起，我国货币政策就逐步回归常态，基本消除了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当前，国内需求转弱，价格缺乏需求支撑，上游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难以有效传导到消费端，如果不发生供给端停产、减产或输入性价格上涨冲击，我国的能源、原材料价格迟早会回落。从世界经济发展看，世界主要国家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有转向混合型通货膨胀的可能，全球通胀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地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扩大内需，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并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防控策略。

 

一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提升政策效能。比如，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节奏，尽快在2022年上半年形成实物量；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养老、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自主有效。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在现有资本管制政策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对冲美国等政策的外溢效应和输入性价格的上涨影响。

 

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打通国内大循环。尊重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产业链水平；坚持房住不炒，保持房地产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内需，等等。

 

四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该政府管的要管好管到位，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好政府的职责。要始终在市场竞争、生产要素使用、产权保护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五是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督促高风险地区稳妥降低风险水平。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适度救助原则，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我国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负债率高，要未雨绸缪，防止个别企业经营困难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六是加强预期管理。政策出台要有轻重缓急，把握政策的时度效，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其中既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也包括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同，避免因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导致出现合成谬误。妥善处理国际经贸关系，加强各国间经济政策协调。来源：中国财经报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