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俏看来，产业政策成功的前提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有数量庞大的紧紧围绕这些节点行业的经济微观单元；另外一方面，整个节点行业的出现和更替，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我们整个经济现在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已经降下来了，全要素生产率本身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之源，高质量发展本身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连在一起。现在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真正要去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稳健发展找到新的动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思考怎么去提升或者保持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刘俏说。

 

　　刘俏认为，对中国而言，虽然挑战非常艰巨，但是也有一些利好的因素。比如说整个中国在进行产业互联网建设的过程中，工业化本身可能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同时新基建，也就是围绕着工业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它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空间。

 

　　“中国制造业现在在GDP的占比下降得比较明显，但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是占了全世界制造业的29%-30%。未来保持一定的制造业的规模和比例，它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利的。同时，我们还讲到更彻底的改革开放、高水平开放、更彻底的改革举措，它能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刘俏说。

 

　　刘俏指出，中国的碳中和战略也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机遇。“要实现碳中和，会进行巨大的投资，它会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未来的产业模式形成巨大的一个推动。”刘俏说。

 

　　在刘俏看来，现在是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个判断，很可能我们是站在一个新的文明的开端。未来的30年、40年，能源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变迁。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互动的方式，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也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当这两个特征发生变化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刘俏说。

 

　　刘俏表示，而进入这样一个新的文明形态，需要巨量的投资、海量的投资，这些投资怎么去获得资金来源？中国经济未来的生产网络将怎么去演进？哪些行业会崛起成为未来的节点行业？

 

　　“所以，在2022开启之前，在面临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开启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思考这些问题，是我们制定宏观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些重要关键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投融资体系，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防范系统性风险。”刘俏说。

 

　　刘俏指出，这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一个目标跟现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框架体系之间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对立？

 

　　“因为我们讲到现在的宏观政策，基本上它锚定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变量是GDP，而GDP是个流量的概念，它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年对国内产出的这样一个总体规模，但事实上我们从研究投资角度讲，投资它应该锚定的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成长机会、未来的投资机会。换句话讲，如果用GDP这样一个偏窄的、狭义的这个国家价值、国家能力的这样一个指标作为锚，去理解投资、理解融资的话，很可能我们得到一些结论，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或者是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已经很高了。”刘俏说。

 

　　刘俏表示，但事实上在我们面对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在新的这些节点技术、节点行业，我们大量的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的背景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到底锚定的价值是GDP还是一个整体价值的概念，这就会带来宏观政策环境、宏观政策力度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用比较积极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在于会带来高杠杆率，带来比较大的金融风险。

 

　　“当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是远远高于它的GDP的时候，这些国家其实有非常非常广阔的宏观政策的实施空间，这种情况下，它即使信贷上升，它也不一定会出现金融风险，完全是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政策效果。但这背后可能需要一些前提，包括新增的信贷，它需要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配置到经济生活的关键行业和节点行业，同时也需要支撑这个生产网络的数量庞大的经济微观主体，这些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能够从这种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受益。”刘俏说。

 

　　在刘俏看来，对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具备强大的国家资源动员能力，而且几乎是无穷尽的投资机会的这样一个经济体而言，可能我们重新思考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它是锚定这样一些经济变量，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思考。基于这样一个观察、这样一种考虑，刘俏对未来一年、两年的政策建议，基本的思路还是在于整个政策的框架体系，可能需要从简单的GDP，向更长期的一个价值——整体价值转移。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需要中国保持一定的超前投资，提高投资率。这样，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投融资体系，可能是我们未来宏观政策体系需要去直面的一个积极性的问题。当然投资解决资金来源，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在目前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可能我们需要比较积极一些。当然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希望这些海量投资，它最终是依靠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一个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有效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刘俏说。

 

　　在刘俏看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我们生产网络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节点行业会出现。从现在过渡到未来的阶段，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可以叫做“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获得整个中国经济在这样一个阶段发展所需要的海量的投资的资金。

 

　　“在未来的关键节点或者关键领域投资，我们可以锁定一些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有重大作用的一些关键领域，比如双碳目标本身需要巨量的投资，我们现在有1.5亿的经济微观主体、经济微观单元，怎么对这些经济微观主体进行扶持，让他们能够保持活力，这是未来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共同富裕也是，新基建也是，我们的基础研发也是，我们的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也是，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体系也是。”刘俏说。

 

　　刘俏指出，生育福利这一块，我们的人口结构恶化的速度在加剧，有没有可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所获得的海量资金往生育扶持方面倾斜，比如对三胎有一些现金补贴，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压力相对会减轻的这样一种生育的氛围和环境，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人口的出生率，改善我们的人口结构。

 

　　“这可能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国新的动能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需要去‘保投资、稳增长、防风险’的一些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刘俏说。

 

　　刘俏表示，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宏观政策效果的评估体系。这里面的基本原则在于，只要这个宏观政策本身有利于新的发展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这1.5亿个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从长远角度看有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大的灵活，也可以在某些时候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态度。

 

　　12月2日，新浪财经2021年会暨第14届金麒麟论坛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刘俏，发表了主旨演讲。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新浪财经的金麒麟论坛。今天我想从宏观政策的角度，讨论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整个宏观政策的出发点，按照顺序应该是保投资、稳增长、防风险。

 

　　大致上我从几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的变化。

 

　　第二，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新的构想、看法。

 

　　第三，针对未来一段时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我提一些比较具体的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建议。

 

　　这个图是我们在最近研究过程中整理出来的中国1987年到2017年生产网络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来讲，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的逻辑。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通过产业政策，通过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整个中国不同的行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集的网络状的架构。这张密的网络里面，支撑的基础是1.5亿个经济的微观单元，这里面也出现了很多节点行业。

 

　　在这样一个大的结构之下，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的五年规划、举国体制、地方政府债务，它跟自下而上的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合在一起之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里面涌现了很多节点行业，我们看到节点行业里发生了一些技术变革、技术进步，这里面的一些产业政策、扶持政策本身产生一个外部的效应，形成对整体经济的背书效应。这是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我们要梳理的话，我个人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底层逻辑变迁的模型。

 

　　产业政策成功的前提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有数量庞大的紧紧围绕这些节点行业的经济微观单元；另外一方面，整个节点行业的出现和更替，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我们整个经济现在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在于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已经降下来了，最近这个数字在2%左右。我们都了解，全要素生产率本身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之源，高质量发展本身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连在一起。

 

　　现在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真正要去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稳健发展找到新的动能，最重要的一点是思考怎么去提升或者保持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整个政策基本面的讨论，对中国而言，虽然挑战是非常艰巨，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利好的因素，比如说整个中国经济在进行产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巨大发展的过程，工业化本身它可能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同时新基建，也就是围绕着工业化所需要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它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空间。我们有大国工业，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在GDP的占比已经下降得比较明显，但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是占了全世界制造业的29%-30%。未来保持一定的制造业的规模和比例，它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利的。同时，我们还讲到更彻底的改革开放、高水平开放、更彻底的改革举措，它能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最后，碳中和。我们初步估测了一下，如果按照一些比较保守的预测，可能到2050年全世界实现碳中和，按照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估测，可能需要的投资是131万亿美元，我们占全世界碳排放的30%左右，如果这笔资金等比例投资的话，我们需要投资应该是255万亿。这么巨大的投资，它会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未来的产业模式形成巨大的一个推动。

 

　　这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思考的迎接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判断，很可能我们是站在一个新的文明的开端。大家看到这个图，这是工业文明时候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工业文明可能主要是由两个重要的特征来决定的，一个是用的化石能源，爱迪生发明电力，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文明的特征。另外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出行方式、互动方式，随着无线电的出现，发生巨大的变化，马克尼是另外一个代表性人物。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讨论未来的30年、40年，能源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变迁。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互动的方式，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那也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当这两个特征发生变化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而进入这样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我们需要巨量的投资、海量的投资，这些投资怎么去获得资金来源？中国经济未来的生产网络将怎么去演进，哪些行业会崛起成为未来的节点行业？

 

　　所以，在2022开启之前，在面临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开启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思考这些问题，是我们制定宏观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些重要的关键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投融资体系，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防范系统性风险。

 

　　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一个目标跟我们现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框架体系之间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对立？我自己前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是对现有宏观政策框架的一个反思，不敢叫批评。因为我们讲到现在的宏观政策，基本上它锚定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变量是GDP，而GDP是个流量的概念，它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年对国内产出的这样一个总体规模，但事实上我们从研究投资角度讲，投资它应该锚定的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成长机会、未来的投资机会。换句话讲，如果用GDP这样一个偏窄的、狭义的这个国家价值、国家能力的这样一个指标作为锚，去理解投资、理解融资的话，很可能我们得到一些结论，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或者是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已经很高了。但事实上在我们面对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在新的这些节点技术、节点行业，我们大量的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的背景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到底它锚定的价值是GDP还是一个整体价值的概念。

 

　　这就会带来宏观政策环境、宏观政策力度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用比较积极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在于会带来高杠杆率，带来比较大的金融风险，到目前为止，主流经济学界都秉持这样一个观点，像明斯基、金德伯克，他们最近的一些研究都在讲这个事情，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原因还是在于债务，或者是整个银行体系、金融体系信贷扩张速度过快产生泡沫，泡沫破裂之后最终导致危机的出现。

 

　　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有点像思想试验的分析，我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跨国的比较研究，发现我们在很多时候讨论导致危机的成因的时候，我们看的还是整个信用债跟GDP的比例，这是最常见采用的一个指标。但事实上，如果GDP是一个对国家价值相对来说不这么准确的衡量，那么我们找到一个更广义的一个整体价值衡量的话，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还有同样的结论？说一个国家它的债务率已经很高了，或者投资率已经很高了，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最近的分析里面，我们用一个新的指标，我们没有用GDP，而是用一个有点类似整体价值这样一个量度，比如说用“夜间灯光”所推出来的GDP，或者说是用一个广义的经济福利的量度，用它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我们发现什么？当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是远远高于它的GDP的时候，这些国家其实有非常非常广阔的宏观政策的实施空间，这种情况下，它即使信贷上升，它也不一定会出现金融风险，完全是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政策效果。但这背后可能需要一些前提，包括新增的信贷，它需要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配置到经济生活的关键行业和节点行业，同时也需要支撑这个生产网络的数量庞大的经济微观主体，这些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能够从这种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受益。

 

　　具体分析我就不去展开，发现本身或者是这种思考框架本身，某种程度上挑战古典经济学关于金融危机成因的这样一些理论，它对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具备强大的国家资源动员能力，而且面临几乎是无穷尽的未来的投资机会的这样一个经济体而言，可能我们重新思考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它是锚定这样一些经济变量，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思考。

 

　　基于这样一个观察、这样一种考虑，我对未来一年、两年，有这样几个具体的政策建议。基本的思路还是在于我们整个政策的框架体系，可能需要从简单的GDP，向更长期的一个价值——整体价值转移。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需要中国保持一定的超前投资，提高投资率。这样，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投融资体系，可能是我们未来宏观政策体系需要去直面的一个积极性的问题。当然投资解决资金来源，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在目前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可能我们需要比较积极一些。当然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希望这些海量投资，它最终是依靠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一个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有效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

 

　　具体而言，我还是希望大家再重新看一下生产网络图，这是2017年的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网络图，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我们生产网络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节点行业会出现。从现在过渡到未来的阶段，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可以叫做“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获得整个中国经济在这样一个阶段发展所需要的海量的投资的资金。

 

　　在未来的关键节点或者关键领域投资，我们可以锁定一些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有重大作用的一些关键领域，比如双碳目标本身需要巨量的投资，我们现在有1.5亿的经济微观主体、经济微观单元，怎么对这些经济微观主体进行扶持，让他们能够保持活力，这是未来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共同富裕也是，新基建也是，我们的基础研发也是，我们的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也是，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体系也是。生育福利这一块，我们的人口结构恶化的速度在加剧，有没有可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所获得的海量资金往生育扶持方面倾斜，比如对三胎有一些现金补贴，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压力相对会减轻的这样一种生育的氛围和环境，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人口的出生率，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人口结构。这可能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国新的动能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需要去“保投资、稳增长、防风险”的一些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宏观政策效果的评估体系，这里面的基本原则在于，只要这个宏观政策本身有利于新的发展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这1.5亿个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从长远角度，有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灵活，也可以在某些时候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态度。

 

　　好的，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