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刘世锦说：目前我们要搞共同富裕，实际上面临着三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递进”，也就是说在继续保持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加快后富人群（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或者说站在更高收入阵营前进的步伐，逐步地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使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增效带动增长的状况。第二种选择是“僵持”，第一阶段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增长乏力以后，低收入人群无法提高生产率，难以启动后富起来的第二阶段，这样的话经济就可能陷入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增长相对衰退的状况。第三种选择是“后退”，全面地压制先富阶层，就是所谓的杀富济贫、劫富济贫。在劫富的同时，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不再具有增效的积极性，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收入差距有可能缩小，但是就会回到平均主义+普遍贫穷。

 

“第一种选择虽然说很有吸引力，也很有改造力，就是先富带后富，但是并不具有必然性，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系列经济社会条件的配合，这个难度其实也不能低估。第二种选择，社会公众是很不满意的，批评的声音很大，但是国际经验表明，落入这种僵持的陷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低，而且这种僵持其实是一个短期的状况，不进则退。第三种选择，看起来后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民粹主义思潮占了上风，出现这种局面的社会土壤其实还是有的，因为不劳而获对一些人还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所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力争第一种选择或者叫第一种情景，避免后两种情景。”刘世锦说。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以后，目前已经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低收入人群也富起来，从而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但是第二个阶段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事实上是要大于第一阶段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提出一个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

 

“根据数据的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大概是28%左右，约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个什么含义呢？我们争取用10到15年的时间，现在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人能够再增加上4到5亿人，达到8到9亿人，从而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这就是一个倍增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讲，它可以扩大内需，既包括消费需求，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会比较高。什么意思呢？100块钱，可能高收入阶层用于消费的就很少，甚至这方面不花钱了，都搞储蓄了，但是低收入群体用于消费的比重相对就比较大一些。所以，它可以带动消费，同时也可以带动像住房、基础设施等等这方面的筹资。”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看来，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以后，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之内，不光是在消费，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一双手，他们自己可以就业、创业、创新。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成为生产者、创新者，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显著增加供给侧高质量就业创业创新的动能。另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占到全社会人口的一半以上，将有助于形成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所以，我们认为提出并且力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10到15年的时间里边翻一番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低收入群体能够富起来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另外，这个目标如果能够提出来以后，它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各方面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行性？我们的团队也做了一个测算，我们假定从2019年到2030年，GDP平均增长5%左右，平均通胀率2.5%，名义GDP年均增长7.5%左右，大概到2030年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可以上升到大概50%左右，大概就是7.5亿人。按照大体相同的变动速度，到2035年以前，有可能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8到9亿人，实现倍增的目标。”刘世锦说。

 

刘世锦表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这样一个战略，到底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途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的差距，用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

 

“所以，总的一个思路是怎么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把低收入人群有的那种人力资本的潜能，通过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通过改善这种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使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这样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增长。”刘世锦说。

 

刘世锦认为，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下，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需要重点关注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因为目前全国70%的人口，也就是10亿人，他们实际上是在中等收入群体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把他们说成一定意义上的低收入群体。在这部分人中间，收入低于但是接近中等收入群体下限的人群，就是所谓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人群，是下一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大概是4亿人，对应的家庭年收入是4万到10万。在这部分人中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关注进城的农民工，因为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城市居民占到40%左右，农村居民占到22%，目前还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能占到18.8%，有农转非经历的城市居民，也就是以前是农民，现在成为城市居民，也占到19%左右。这三部分人合起来，就是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就占到了60%，下一部分我们要关注潜在收入群体，其实主体还是农民，最后还是农民怎么进城的问题。”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看来，这个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别强调的有三大政策工具：

 

第一，要打通城乡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的通道。从大的方向来讲，还是要继续鼓励支持农民进城，特别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怎么能够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要打通城里人下乡的通道。

 

第二，要补上低收入群体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重点是通过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创业等，缩小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差距。

 

第三，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更大规模、更为稳定、更高质量地发展。

 

12月2日，新浪财经2021年会暨第14届金麒麟论坛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发表了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我想就近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共同富裕问题和大家做一个讨论。题目是“新倍增战略——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但是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8年将近3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收入差距是在扩大的，这中间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上差距在逐步地扩大。从2008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在一个高位徘徊，是不是有所缩小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大体上是这么一个状况。

 

对收入差距的变动到底怎么理解？我提了两组概念，作为一个分析的工具。一组概念就讲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和衰退型收入差距变动。所谓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就是指收入差距变动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而且收入差距变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因，就是说差距是在拉大，但是在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包容性的一种情景是各个阶层的收入都有增长，只是增长的快慢不同，所以差距才拉大，但是大家（的收入）都有增长，蛋糕都做大了，都可以分享。相反衰退型收入差距变动是指收入差距变动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这里的“衰退”也可以区分为绝对的衰退和相对的衰退，前者是指经济规模的收缩或者负增长，其实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后者是指经济增速虽然维持了正增长，但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第二组概念就是增效型收入差距变动与减效型收入差距变动。增效型收入差距变动是指它有利于提高效率，比如资源是由低效的领域向高效的领域流动，比如说农民进入工业服务业这些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由农村进入城市，我们通过企业改制，改进激励机制，降低成本、增加产出，通过创新拓展新的增长空间等等。所谓减效型的收入差距变动是指收入差距变动带来效率的下降，比如腐败、行政性垄断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

 

刚才我讲的增效型收入差距变动和减效型收入差距变动，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在创造社会财富，后者只是在再分配或者转移社会财富，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二者有时是同时发生的，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搞了双轨制，它一方面提供了市场激励，提升了效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腐败，因为是双轨制，两种价格，有些背景、有些权力的人利用这种差价在那儿赚钱，产生了腐败，所以，增效和减效实际上是混在一起的。

 

总体来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收入差距是拉大的，到底怎么来评价？我们总的一个评估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上属于增效型主导，经济增长接近潜在增长率水平的这样一种收入差距的变动。

 

我再提一句，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做库兹涅茨，他提了一条曲线，他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变动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变化。就是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低的，以后就变得比较高了，然后达到某个峰值以后，随着收入继续增长，经济继续增长，它又由高变低，它是一个倒U型的变化。这里面一个暗含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初期处在高生产率部门的人群收入率先加快增长，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达到一定的高度了以后，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这些人群的（收入）增长将会减缓，此后低收入人群生产率提升，带动他们的收入增长相对加快，这样宏观上来看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但是整个经济增长仍然是有动力的。简单地说，第一阶段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拉大了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后富起来的另外一部分人将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这两个阶段都具有增效型带动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的特征。当然库兹涅茨曲线本身也有争议，因为在实践中间，有些其实得不到验证，但是有些看起来好像和这个有点相似。所以，实践中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情况是多种多样的。

 

这就反映了一个现实，先富带后富这样一种变化并不具有必然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当时所处的具体的状况。

 

目前我们要搞共同富裕，我们实际上也是面临着三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递进”，也就是说在继续保持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加快后富人群（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或者说站在更高收入阵营前进的步伐，逐步地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使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增效带动增长的状况。第二种选择是“僵持”，第一阶段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增长乏力以后，低收入人群无法提高生产率，难以启动后富起来的第二阶段，这样的话经济就可能陷入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增长相对衰退的状况。第三种选择是“后退”，全面地压制先富阶层，就是所谓的杀富济贫、劫富济贫。因为你在劫富的同时，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不再具有增效的积极性，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收入差距有可能缩小，但是就会回到我们过去曾经熟悉的一种状况，就是平均主义+普遍贫穷。

 

所以，对上面这三种选择我们可以做一点分析。第一种选择虽然说很有吸引力，也很有改造力，就是先富带后富，但是并不具有必然性，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系列经济社会条件的配合，这个难度其实也不能低估。第二种选择，社会公众是很不满意的，批评的声音很大，但是国际经验表明，落入这种僵持的陷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低，而且这种僵持其实是一个短期的状况，不进则退。第三种选择，看起来后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民粹主义思潮占了上风，出现这种局面的社会土壤其实还是有的，因为不劳而获对一些人还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所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力争第一种选择或者叫第一种情景，避免后两种情景。

 

应该说中国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以后，目前已经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低收入人群也富起来，从而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但是第二个阶段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事实上是要大于第一阶段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提出一个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

 

有些同志可能问中等收入群体到底怎么算，标准是什么？本身其实也是个学术问题，国际上也有不同的一些标准，也有一些争议。但是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标准，也就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的这些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根据数据的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大概是28%左右，约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个什么含义呢？我们争取用10到15年的时间，现在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人能够再增加上4到5亿人，达到8到9亿人，从而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这就是一个倍增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讲，它可以扩大内需，既包括消费需求，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会比较高。什么意思呢？100块钱，可能高收入阶层用于消费的就很少，甚至这方面不花钱了，都搞储蓄了，但是低收入群体用于消费的比重相对就比较大一些。所以，它可以带动消费，同时也可以带动像住房、基础设施等等这方面的筹资。

 

当然我们更需要强调的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以后，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之内，不能说它光是在消费，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一双手，他们自己可以就业、创业、创新，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成为生产者、创新者，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显著增加供给侧高质量就业创业创新的动能。另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占到全社会人口的一半以上，将有助于形成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所以，我们认为提出并且力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10到15年的时间里边翻一番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低收入群体能够富起来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另外，这个目标如果能够提出来以后，它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各方面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行性？我们的团队也做了一个测算，我们假定从2019年到2030年，GDP平均增长5%左右，平均通胀率2.5%，名义GDP年均增长7.5%左右，大概到2030年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可以上升到大概50%左右，大概就是7.5亿人。按照大体相同的变动速度，到2035年以前，有可能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8到9亿人，实现倍增的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这样一个战略，到底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途径？在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的差距，用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这里边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我们现在社会上会看到人和人之间收入的差距、财产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人们之间的能力差距是有那么大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中间，大家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之中，其实能力差距没有那么大，比如说现在一个农村的孩子，他小的时候可能营养不良，有的时候上学可能都比较困难，基本义务教育都不一定能够完成，以后出去打工，到什么地方去，有没有关系，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和城里边的这些孩子比较起来的话各方面条件都是要差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是把这些社会环境、社会条件改变了以后，使人和人之间的能力都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以能力为主的这种差距远远地不会像现实生活中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

 

所以，总的一个思路是怎么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把低收入人群有的那种人力资本的潜能，通过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通过改善这种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使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这样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提这么一些观点，要素第一、生产第二、分配第三。要素提升，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提升以后，他可以提高他做大蛋糕的能力，然后他又参与生产，勤劳就业、创业创新，他用自己的双手把蛋糕做大，分配实际上就是结果，贡献大了分的蛋糕自然就多了。在分配领域应该是一次分配为主，再分配为辅，三次分配再次之。因为一次分配，把人力资本提升了以后，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怎么增加就业、增强人的素质、增大分配，这样的话，低收入人群在一次分配中间的比重就是可以提升的。而二次分配也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差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二次分配，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个短板（优先补上）。对低收入来讲，对他们来讲实际上是不够的，是有欠账的，怎么把这个短板优先补上。最后才是三次分配，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另外，三次分配的资金重点放在什么地方？现阶段还是要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提升人力资本。

 

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下，我们现在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需要重点关注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因为目前全国70%的人口，也就是10亿人，他们实际上是在中等收入群体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把他们说成一定意义的低收入群体。在这部分人中间，收入低于但是接近中等收入群体下限的人群，就是所谓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人群，是我们下一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大概是4亿人，对应的家庭年收入是4万到10万。在这部分人中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关注进城的农民工，因为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城市居民占到40%左右，农村居民占到22%，目前还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能占到18.8%，有农转非经历的城市居民，也就是以前是农民，现在成为城市居民，也占到19%左右。这三部分人合起来，就是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就占到了60%，下一部分我们要关注潜在收入群体，其实主体还是农民，最后还是农民怎么进城的问题。

 

这个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有三大政策工具。

 

第一，要打通城乡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的通道。从大的方向来讲，我们还是要继续鼓励支持农民进城，特别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怎么能够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要打通城里人下乡的通道。这是第一。

 

第二，要补上低收入群体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重点是通过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创业等，缩小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差距。

 

第三，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更大规模、更为稳定、更高质量地发展。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基本上都是在中小企业，实际上也都是在民营经济这个范围之内就业，你要让他们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要提升，实际上就是属于民营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一部分企业发展好了，低收入群体才可能收入升级，逐步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

 

大概我就讲这些，和大家一起参与讨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