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多项公共政策接续叠加出台，产生了极大的经济影响。此外，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使双循环不畅，增长潜力下降，经济的脆弱性增大。我国的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是城乡就业结构、人口结构的扭曲。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3%，说明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人口在随着市场化的拓展而扩大；而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有55%，这说明我国人口大多数仍是“农民”身份，而不是市民。这说明社会转型慢于经济转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对经济循环中的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严重拖累。再比如市场结构，在城乡分治体制下，呈现出明显二元化特征，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都是分隔的。在多头审批、监管的体制下，债券市场至今是割裂的。诸如此类的市场不统一，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几点建议：

 

一是经济增长、减污降碳、数据安全、反垄断、共同富裕、回归公益性等公共性目标之间应构建协同的生成机制，防止各行其是，相互对冲，避免给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社会供需良性循环。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形成清晰的多级改革目录和实施方案，着眼于中长期，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治理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城乡分治带来的结构性扭曲与资源错配，增强经济韧性。

 

三是利用好降息的窗口期，发挥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作用。现代经济与金融日渐融合转变为金融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可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金融已经深度嵌入供给与需求，对促进供需进入良性循环具有关键作用。美联储量宽政策不可能一直搞下去，一旦转向，将会加大我国资本外流及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留给我国政策空间的窗口期或正在收缩。降息是当前缓释风险、抑制经济收缩的关键一招。一方面，当前资本过剩，储蓄率高，具备降息的条件；另一方面，在高杠杆条件下，企业财务成本、政府利息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也迫切需要通过降息来对冲再融资风险，为货币政策传导减少障碍。对企业来说，假如降息一个百分点，其减负的数量规模远大于近几年的减税降费。为了更好地把握宏观政策的“时度效”，应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择机下调政策利率。

 

四是明年财政政策应适度加力，以对冲经济收缩风险，预测明年财政收入增速回落明显，广义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有限。实现稳增长目标，明年可考虑适度提升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应适当调整政府债务结构，提高中央债务比重，在地方债务中适当加大一般债务比重。

 

作者简介：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