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就会增加，社会财富就会积聚，人民福祉就会改善，经济实力就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循环不畅，经济运行就会受阻，增长速度就会下降，社会财富积累就会减缓，人民福祉就会受损，各类风险就会集聚。根据经济活动的覆盖范围，经济循环可以区分为基于国内分工的国内经济循环和基于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循环，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间又是难以切割和紧密联系的。

 

其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只有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消除各个环节循环的瓶颈制约，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经济动态平衡，才能始终保持发展活力和动力，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发展韧性，从而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生产环节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居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分配、流通、消费，也决定着不同环节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水平的生产取决于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当前，提高生产水平和保障生产环节畅通运行的重要条件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供给。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暴露出来，主要是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供给能力不足，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对生产循环形成瓶颈制约，迫切要求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直接影响生产环节，对畅通经济循环有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位势明显提升，产业链本地化程度提高，但我国产业链整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在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不完整状态，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控制力也不足，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深化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的矛盾趋于突出，短板和风险逐步显现，迫切要求强链补链，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分配环节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直接关系到扩大消费和释放内需潜力。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合理的收入分配，既能提高生产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又能促进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已取得积极进展，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再分配机制尚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仍有待规范。这就要求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有效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是影响经济循环的重要因素，最根本的是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城乡区域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流通环节是有效衔接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大动脉”，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条件。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近年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但同时，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流通的中间环节仍然过多，不同运输方式“最后一公里”没有完全打通，还存在不少断点、堵点。要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优化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增强对国民经济循环的支撑能力。

 

消费环节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起点，是释放内需潜力的主要着力点。通过扩大消费建设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强大国内市场，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对于畅通经济循环具有引领作用。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城镇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但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影响，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这就要求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切实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使人们愿消费、能消费、敢消费。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和变革加快，呈现商品消费高端化、消费结构服务化、消费方式网络化、消费产品智能化等新趋势。要适应消费升级和变革新趋势，推动生产环节更好适应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演进过程。国际分工的产生与发展深刻内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发展过程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推动各国交往和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国际分工客观上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力量。首先，国际分工作为一种与机器大工业和世界生产体系相适应的世界性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有效节约总的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国际分工有利于发挥各国的资源优势，将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尽可能降至最低，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国际分工也造成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分化，发达国家依靠资本和先进技术进行工业品生产，欠发达国家大多局限于农业生产和资源采掘等低端生产领域。因此，国际分工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效应使欠发达国家通过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国际分工则呈现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以落后国家为外围的基本格局，这种“中心—外围”格局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体系继续深化，但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在供给层面，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和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等初级要素相结合，从而降低成本并获取高额利润。在需求层面，发达国家推动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世界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推动财富和利润向发达国家集中，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而使发达国家成为最终消费市场，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市场，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并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而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分工不断拓展并突破既有边界，也为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重构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体系开辟了现实道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在传统国际分工格局下进行艰难的工业体系建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势。在供给层面，我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加快了资本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增长，中国已成为对外投资国，在部分领域也成为重要的技术输出国。在需求层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世界多数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明显提高，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相关报告指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最终消费市场，改变了既有的全球市场格局。随着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并与美欧等最终消费市场形成此长彼消关系，将推动中国从参与全球经济体系转变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舞台，进而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并在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其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在经济全球化和价值链分工时代，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国内经济循环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也要坚持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重要支撑。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巩固和增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中国成为虹吸全球优质高端要素的引力场，使国际循环更有效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将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中国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在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经济发展总是阶段性推进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内外环境和发展条件，进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格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十分严峻。从国际看，在美苏“冷战”和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的背景下，我国不可能参与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去，开展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工业部门残缺不全，技术水平十分落后，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生产和消费都基本立足国内，因而也形成了国内循环占主导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市场加速整合为一体，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潮期，为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逐步扩大对外开放。1988年，中央提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这对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填补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随着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深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大幅压低了全球制造业生产成本，加快推动制造业向中国的集聚，中国加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全球也大体形成以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为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地的“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

 

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发挥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内外经济失衡的问题逐步显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遇到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等矛盾进一步显现。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全球范围看，“大三角国际循环”也暴露出问题，美西方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制造业空心化，中等收入群体萎缩，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滋生，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上述变化表明，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模式必须进行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进的重要转折点，我国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需求结构看，外需与内需此消彼长，推动我国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大约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从供给结构看，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减弱，资本、技术要素的相对位势上升。供需两方面的变化，客观上为我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通常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原有的外需拉动经济发展已不可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客观必然，也是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

 

一方面，这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调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是“变”，准确识变，才能科学应变并主动求变。大变局之“变”主要有三条基本脉络，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收缩、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变局，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成为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计算技术的高能化、量子化，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并将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在以往历次科技革命中，我国都处在接受技术扩散和辐射的外围地带，新科技革命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美国为保持科技竞争优势、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科技围堵和打压，这将倒逼我们下决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其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近30年的扩张后开始收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调整，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趋于强化。以东亚地区为例，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对中国贸易额上升主要源于中间品贸易增长，跨国公司推行“中国+1”战略，在东盟设立生产工厂，促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与此同时，中国部分终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国家转移，也带动了中国中间品向东盟的出口。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后，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将进一步上升。

 

再次，美国对我国战略遏制日趋强化成为大变局的巨大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跃升，美国视我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实行科技脱钩、金融施压。疫情后，美国对我国的打压变本加厉，中美关系走向仍面临不确定性。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变局加速演变。疫情后，老问题依然存在，新挑战显著增多。疫情冲击的不对称和再分配效应凸显，疫情后的“K型复苏”，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强化本已上升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主动调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空前上升。我国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等优势，更大力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提升自主性和可持续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始终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这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作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循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不强，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国内需求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

 

“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能。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需求引领供给创新、供给创造提升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循环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变量。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在创新战略上，要从过去的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优势，主动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具有较强战略价值的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加大投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和非对称反制能力。在创新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我国部分终端产品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核电、高铁、工程机械和通讯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中间品，仍主要依靠进口。中间品专业化程度高，技术迭代速度快，产业生态复杂，科技投入要求高，需要长期的技术和知识积累，必须整合优势科技资源，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创新方式上，要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扩大在国际大循环中回旋空间的内在要求。过去一个时期，由于要素成本提高，加上中美经贸摩擦冲击，我国经历了两轮产业外移压力。疫情后，国际上又出现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给我国产业链稳定性带来新的挑战。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快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根植性。统筹推进补链、强链，针对“断供”“缺芯”等问题，下决心培育可替代的产业链，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的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应用，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既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应对外需拉动作用减弱、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合理引导消费、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网上零售、互联网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费。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鼓励扩大有效投资，补齐创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短板。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清除经济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发展格局的演进过程，更是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建设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银行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五，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强对国际高端要素的吸引力，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使国际循环更有效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边境后”规制改革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缩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体系建设，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等相互衔接。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