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推动共同富裕，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面对各地区基础和条件的不同，该如何探索和推进共同富裕呢？带着这一疑问，第一财经《首席评论》节目组来到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专访了院长姚洋。

 

 

姚洋：中等发达国家实际上没有很好的定义。什么叫中等发达？大概就是东欧的水平。东欧现在（人均GDP）基本上是在2万多美元。比较明确的目标是到2035年，我国的人均GDP翻一番，翻一番的意思就是以现在的物价计算，我们的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基本上就是现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十五年后，物价水平每年还得至少涨2%到3%，这样再加上50%，所以差不多到那个时候，大概我们是3万美元左右。

 

 

姚洋：说共同富裕首先得说我们的现状。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7到0.48，这是比较高的。我们搞计划经济的时代，收入差距很小，那个时候基尼系数大概只有0.27，是很低的。搞市场经济，它本身就会带来一些收入分配的差距。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放大机制，我们知道资本的回报率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这在所有的国家基本都是这样。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就会上升，这是皮凯蒂那本《21世纪资本论》里核心的理论。

 

事实上也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身会带来一些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市场能非常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它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符合所有人的偏好、期待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又是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通过计划经济30多年的实践发现，搞计划经济是搞不下去的，你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不愿意用“不公”这个词，因为“公平”是有特殊含义的。既然搞市场经济，相信市场经济，你就要相信市场分配是公平的，但是它的结果是不平均的。“不平等”不等于“不公”。我们现在有时候一讨论这个问题，一说收入分配问题，就说收入分配不公，这个说得就过分了，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的一段话。从1985年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12倍。2020年，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也达到1万美元。“钱袋子”更鼓，“家底”更厚，为促进共同富裕打下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姚洋：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在北京什么叫中产？我想你问北京市民，他大概会给你举例举出来。首先，你得有自有住房，而且这个住房不能太小。第二，你可能还有自己的小轿车。有房有车，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你的家庭年收入恐怕应该是在20万以上。如果你到了贵阳，可能仍然是要有房有车，但是家庭年收入恐怕能达到15万或者10万就觉得已经是中产。我想各个城市、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会觉得家庭年收入在北京这种地方恐怕是七八十万以上才叫高收入阶层，但是你要看全国的数据，10%的最高收入群体，是10%最低收入人群收入的83倍，事实上，全国10%最高收入群体的家庭平均收入一年也就是21万元，整体上中国的收入还是比较低。当然，中国10%的人口是1.4亿人，是很大一个数，基本上是全世界一些大国的总人数。

 

收入最低的10%人口同样是1.4亿人，其中近1亿人经过八年的持续奋斗终于在今年全部摆脱了贫困。如今，我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告别了贫困的人们如何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呢？

 

 

姚洋：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收入最低的那5%的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百姓有了收入能力，他自己创造收入，这就可持续了。教育是第一位的，有一次中国经济50人论坛开会，我就讲教育问题。我给他们看了一张照片，是一位体育老师带着我小学母校的孩子打篮球，就在江西的农村。我关键想告诉大家，这个体育老师也教数学。我们以前老说“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现实就是这么回事。教育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向“超级中学”集中是不公平的。农村那些孩子难道没有可能出现爱因斯坦吗？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智商是比较平均分布的。

 

 

姚洋：高收入群体，我们一般会理解为就是电影演员、企业家。很多电影演员拿过高的报酬，当然很不正常，但是更多的还是要行业自律。我跟拍电影的人谈过，投资者谈过，他们也觉得这个不可持续。企业家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企业家，我们没有看到失败的企业家。我见过一些失败的企业家，真的输得连裤衩都没，真的成“负翁”，家破人亡。我这不是开玩笑。开办一个企业是要担巨大的风险。如果成功的企业家拿的回报不能打平这个风险，那就没人投资了。回到20多年前，创业的人，数都数不清，我都差点去创业。有人拉着我，咱们也去搞个“.com”（网站）吧，如果我去了，我估计就成了失败者之一。所以全社会来说，这个群体必须有那么高的回报，因为其成功的概率是1/2900，大家没有看到那2899个失败的人，这是认知的一个陷阱：“只看到了成功，没有看到失败”。所谓的调节，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不行，再交45%个人所得税，这个调节已经够了。

 

“收入分配”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表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等多个重要文件中反复强调。2019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2.1%，对此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要“稳步提高”。

 

 

姚洋：事实上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是经济学家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

 

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是下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农业里劳动者收入占比要高一些。从事农业，土地不太值钱，机械也用得少，劳动收入占比较高。服务业劳动收入占比也较高，比如理发基本上全是劳动者收入，还有编程都是劳动者收入。但工业不一样，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很多人都到工业去就业，劳动收入占比自然就下来了。这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最大的原因。

 

2008年之后，劳动者收入占比一直在上升。所以，不要老说我们劳动者收入占比在下降，那是“老黄历”了。我们劳动者收入占比上升已经十几年了，是这两年又开始稍微有点波动，我认为波动跟疫情有关系。总体而言，劳动者收入报酬占比已经开始上升。过去这几年，外卖小哥很多，外卖是服务业，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做外卖小哥，不到流水线上去工作？流水线上赚得少，干得好三四千块钱，但是外卖小哥干得好可以赚八千块钱甚至一万块钱。服务业劳动力的边际贡献高，试想外卖没有快递小哥办不成，所以他的要价就提高了，这是市场行为。

 

我们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整个发展阶段的影响。下一步还要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怎么提高呢？很简单，就是鼓励发展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比如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写程序的“码农”属于高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应企业的主要支出是编程员的工资，一年几百万的租金相比好几千万的工资支出，算是小头。总之，要提高普通人的收入能力，收入能力上去了，他的劳动收入占比也就上去了。

 

 

姚洋：地区差距没那么重要，老百姓最后会选择。把选择权交给普通老百姓，就可能有一些人到鹤岗去买房，拿到鹤岗户口，觉得在鹤岗生活很好，有一个家，自己在网上做点生意，现在很多工作网上就能完成，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我安逸”，也挺好。所以，这种地区差距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去考虑，要考虑的是城乡差距，它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分不开。

 

我有一次办讲座说我们应该开放城市，让每个人做选择，一位女生马上站起来举手说，“姚教授，你这样说不对，这城市很拥挤了，那么多人来怎么办？”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难道人分三六九等吗？这种根深蒂固的“我已经来了就要站住了，你们都别来”，我非常失望。好多人都说农民都到城里来，谁种地？凭什么生在农村就该种地？我说到这儿就激动，我就想象村里那些亲戚，他们都想进城。包括我刚才说的“精英的思想”、成功者的傲慢，他们觉得会很应该，“超级中学”不是很应该吗？有些人冠冕堂皇地说，学生也要有选择，人家愿意上哪个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学校。我认为，在中学阶段、大学以前不应该有选拔，应该所有孩子接受同样的、平均的教育，他学不学是一回事，给人家一个机会是另外一回事。

 

 

姚洋：我愿意用平等和效率，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冲突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做的那些改革，其实也在增加平等。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把机会给社会，给所有的老百姓，这难道不是促进了平等吗？当然是促进了平等。所以，我们不能说过去这些年就是光顾效率了，其实平等是起点，没有这个起点的平等，我们哪有效率？到了今天，我们说要增强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更是平等和效率一点不冲突。农村的孩子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就不会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他们一开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可能就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效率也上去了。充分发挥你个人能力的机会，这样平等也实现了，效率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