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这样的共同富裕虽不能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同日而语，但我们应在“破”与“立”中凝聚共识，推动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继续发挥社会主义显著优势，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供政治保证与坚强后盾。共同富裕的有效进展，也能进一步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也是奋斗出来的。顶层设计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躺平”轻易地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实现共同富裕创设安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公平公正的制度基础与激励约束机制，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仍是人民，主动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唯物史观也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自身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因、源泉与动力。“等靠要”、“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富裕”、“事事不求己而求诸人”等思想是要不得的。广大人民群众既要有共同富裕的意识，也要有共同富裕的行动，团结奋斗、共同努力、久久为功，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客观上确实积累了一些矛盾，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对问题与矛盾，我们不应将其作为“躺平”的借口，一方面应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为破解新问题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勤劳奋斗，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共享共同富裕。

 

 

马克思所勾勒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个人全面发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基础之上，是人们所向往并孜孜以求的共同富裕模式。显然，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不具备上述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不能与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相媲美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无所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漫长，但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样，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模式也让我们明晰了努力的目标，尽管这样的目标不能一蹴而就，但每一次沿着正确方向的努力，都会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换言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同富裕在前提条件、实现程度、分配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区别，但我们总体上是沿着马克思所擘画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同富裕方向前进的。因此，在摆脱绝对贫困前后，我们密集部署推进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坚定地发展社会主义，走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要众志成城发展生产力，破解技术攻关难题，做大共同富裕蛋糕，综合运用收入分配手段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蛋糕做大的成果，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涌流与彰显，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提升共同富裕的程度。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本质上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较少、中等收入者较多的橄榄型模式。这看似只是物质上的富裕，但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行进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不可偏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在生产力较落后的时候，人们可能更多地追求物质富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日渐富足，人们也日益发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两翼，二者相互成就、相互规制，只有既讲物质富裕，又讲精神富裕，才能把共同富裕讲全了，也只有在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协同发展中，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能渐进实现。

 

在物质富裕的实现上，需要进一步发挥企业的力量，采取战略引导、减税降费鼓励企业踏踏实实发展经济，完善初次分配，把生产力推到更高的水平，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在精神富裕的实现上，通过多种手段破除“假恶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群众中的“立”；通过发展和完善教育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通过开展科技创新与科技普及，提升科学知识素养。唯有全民素养的普遍提升，才能使创新智慧与力量充分释放，赋予共同富裕不竭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续写‘两大奇迹’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2020M671925）、福建师范大学2020年本科教改项目“新发展理念下高校思政课改革探索 ”（I202002059）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