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昉

 

社会性流动不仅能够为拉动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带来正向激励，同时也是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迁移主要表现为横向流动，纵向流动通道并未充分展开。

 

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主要有三条路径：

 

第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上升的流动，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

 

第二，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增加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义务（免费）教育延伸到学前阶段和高中阶段，并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加强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在职培训。

 

第三，扩大家庭的时间预算曲线，减少过度加班、家务劳动社会化，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

 

——蔡昉 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如何畅通居民向上流动的通道，实际上是讨论社会性流动对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社会性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性流动”概念：“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部署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也再次提及“社会性流动”问题。会议强调，“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社会性流动为经济社会活力创造正向激励 社会性流动为什么重要？

 

首先，“人人向上”才是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代表着“人人都要向上”，而不是一些人向上流动，另一些人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不变，甚至还有人的情况发生恶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和优胜劣汰，但是从人的发展机会、基本权利和基本生计角度来说，只能有“赢家”，不能有“输家”。

 

其次，在社会学中，社会流动通常被定义为：“相比父母一代，下一代改变收入地位的机会”。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借一部小说之名提出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就体现了社会性流动问题，即子女超越父辈所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大小，与收入分配的情况显著相关关系。相应地，这也说明社会性流动可以通过改变每个个人的收入状况实现共同富裕。由此还可以想象到，如果一对夫妻对其子女未来改变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的预期不乐观，那么他们的生育意愿也会降低。因此，社会性流动也是促进生育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手段。

再次，社会流动是一种正向激励，是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社会活力获得激发、创新创业活动得以蓬勃进行的有效动力。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促使横向流动延伸为向上流动

 

怎么促进社会性流动？我主要讨论三种具有针对性的途径，分别通过以增量调整存量、用纵向流动带动横向流动，以及把内卷因素向外展开，实现促进社会性流动的目标。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

第一个途径，是把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上升的流动，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

 

目前的劳动力迁移总体表现为横向流动，纵向流动尚未充分展开。在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接近30%的人口没有城镇户籍。这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工。由于没有获得城镇户口，他们不能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和收入不稳定，不能像真正的城市居民一样消费。相应地，这部分群体向上流动的空间也比较小。

 

而从农村来看，在农村户籍人口中，仅66%为常住人口，也即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并不居住在农村，这部分非常住人口就对应着常住于城市却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在城市务工，他们不再为农村做直接的生产贡献。这种人户分离的结果，也造成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形成了农村的“三八六一九九”现象，而同时他们也没能在城市里社会性地立足。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低于同等收入组，即中等偏上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在今后人均GDP的提高过程中，有较大潜力向图中右上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靠近。这意味着，从当前发展阶段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的过程中，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会显著提高。

 

 

城镇化率的提高指的不仅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要提高。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9%，但真正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口比例仅为45.5%，二者之间仍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能够缩小这一差距，让更多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么这一群体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消费潜力。

 

根据我的同事估算，即使在工资等各方面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仅由于获得城市户口就可以使农民工的消费提高27%。OECD中国研究部的研究，也显示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可以提高30%的消费。同时，满足城镇新居民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都将带来巨大的有效投资机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也会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均等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养老保障的共济池扩大蓄水。除此之外，城镇化在促进横向流动的同时也能够搭设社会阶梯，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和社会身份等各方面向上流动，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目标。 

 

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匹配  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

 

第二个途径，是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

 

在过去多年，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校的扩招。推动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更高，人力资本禀赋也更高。然而，这个接受过最好教育水平的群体，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其中有相当多的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或“非正规就业者”，所学非所用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是对花费出去的教育资源和积累起来人力资本禀赋的一种浪费，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供求之间的错配。

 

在图3中，横坐标表示年龄（0-100岁），分年龄的劳动收入表现为正态分布。人们获得劳动收入是在20岁至60岁之间，在30岁至40岁时达到峰值。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预期，就是通过使这条曲线有更肥大的尾部而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较短的这条曲线代表相应年龄段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值得注意的是，两条曲线达到峰值的年龄并不相同。由于我国人口的特点是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低，由于劳动力素质不足，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在延迟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结构性就业困难可能加剧，收入增长反而遭遇障碍。可见，人力资本禀赋与就业年龄的非对称性，会阻碍更多更好就业岗位的创造，人力资本不能和劳动力市场有效结合，还可能阻碍新技术革命深入进行和成果分享。对此，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多途径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

 

图 我国各年龄段人口劳动收入与平均受教育年限 

 

 

一是改变应试教育导向，在遏止住横向教培的干扰后，着力大幅增加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即平均每个劳动年龄人口接受教育的时长。经济学家在度量人力资本时，通常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一个代理变量，将其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换句话说，教育发展提高受教育年限对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质量既定的前提下，受教育年限的长短就变得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要做的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缩短学制，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延长学制。

二是义务（免费）教育延伸到学前阶段和高中阶段，并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

 

在过去促使我国教育快速发展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和高校扩招这两个因素中，前者是提高受教育年限的一次巨大突破，后者则进一步使更多人获得大学学历，同时以上大学的预期吸引更多的学生进入高中阶段，使我国总体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础上，未来想要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就要有新的有力举措。我认为，应该着眼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或者不叫义务教育，但是关键是免费，增加三年学前教育和三年高中教育。同时，在发展职业教育时，要注重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一般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学会一种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千变万化，一种职业技能可能会逐渐被市场淘汰，最后变为屠龙之技，但学习和认知能力是可使人永远受益的。

 

三是加强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在职培训，提高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图  部分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情况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我国从当前发展阶段到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我国教育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即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的阶段，其他很多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比我国高，这意味着我国在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可以说，在我国的这个发展阶段上，着眼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总体提高和教育均等化水平，远比追求大学的全球排名更为重要。

 

打破家庭时间预算的内卷

 

第三，扩大家庭的时间预算曲线，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

 

现在社会上经常讨论“996”现象，即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过度加班不仅导致劳动者产生焦虑和沮丧的情绪，还有可能造成对身体健康的长期不利影响，最终给社会性流动制造一个人力资本障碍。此外，家务活动的负担过重，也具有相似的影响。并且，两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企业层面和家庭层面共同压缩了居民家庭的时间预算。

 

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调查，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每天从事有酬劳动的时长为311分钟，从事无酬劳动的时长为164分钟，二者之比为1:0.53，即以家务劳动为主的无酬劳动时长超过了有酬劳动的一半。其中，有酬劳动包括就业、经营、交通等，在SNA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下能够纳入GDP核算范围，而家务劳动和照料等无报酬劳动属于非SNA活动，不计入GDP，而目前非SNA活动时长的占比是相当高的。

 

考虑到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女性就业比例高，非SNA活动的占比应该是很高的。与此同时，女性还承担了更重的家务劳动负担，这会妨碍她们的的社会性流动。现在我们常常提到“内卷”的概念，我认为，家务劳动的负担恰恰造成了家庭总时间预算的内卷，对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个最直截了当的结论，当然就是促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将家庭中的无酬劳动转化为就业活动，把非SNA活动转化为计入GDP的经济产出，相应也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居民每天付出的311分钟有酬劳动对应着我国近10万亿的GDP总量，据此推测，无酬劳动若能全部转化为GDP，理论上最高能够使GDP增加53%。当然，这一理论上的最大值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在无酬劳动中，除了体力性的家务劳动外，还包含用于满足亲情需要和具有精神慰藉效果的照料活动等，后者并不适宜完全社会化。但是，无论如何这里的空间是巨大的。

 

除此之外，企业在帮助扩大家庭时间预算方面也大有可为。我们习惯于把第三次分配理解为企业要拿出多大比例的收入用于社会慈善事业，其实，更应该注意的是企业在各方面体现自身的社会责任。例如，减少不合理的过度加班，改变劳动时间的“996”现状，不仅不会导致生产率的损失，还会由于以下原因，产生社会、职工和企业共赢的结果。

 

家庭时间预算的增加可以产生多种正面效果。首先，增加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花在旅游、购物等方面的时间预算，可以提振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且，消费的增长相继产生乘数效应，进而加倍拉动GDP；其次，劳动者个人和家庭成员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时间，改善人力资本，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再次，一般性家务劳动的减少可以增加花在生育、养育、教育子女上面的时间，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从而提高总和生育率；最后，闲暇和娱乐本身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

 

总而言之，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充分和合理的共享。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是这个分享过称的途径之一，而纵向流动则是横向流动的升级和归宿。从生产率共享以及社会性流动的角度来看，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个领域的职能各有重合，所要完成的任务相互补充，都可以从以上各方面做出自身的贡献，达到“同途同归”。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