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认为，日本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人口转折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2009年总人口到达峰值，强化了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由于对形势的误判和政策滥用，日本既未能实际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未能有效改善可持续的需求因素，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表现出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长等典型特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老龄化困扰，如何避免人口转变冲击经济增长，日本经验可以成为有益的镜鉴。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被普遍认为是长达数十年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国家，因此，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日本的“高龄少子化”与其经济增长“失去的30年”建立起因果关系。有些经济学家把日本经济陷入的窘境形容为“日本病”，并且由于很多发达经济体具有与“日本病”十分相似的症状，因而形成一个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日本化”的说法。综合相关文献的讨论，可以用“三低两高”来简洁概括“日本病”，即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以及高龄化、高债务。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对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说，老龄化过程中的两个人口转折点常常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第一个转折点系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转入负增长，通常带来供给侧冲击，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第二个转折点系总人口到达峰值并转入负增长，通常带来需求侧冲击，造成经常性的负增长缺口。

 

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和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7，60岁及上人口占比高达34.3%，总人口已经连续10年负增长。这些人口转变的经济后果，几乎无一遗漏地反映在过去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中。

 

一、经济增长遭遇的两次冲击及其性质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位经济发展阶段，日本早在1960年就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即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速度超过了劳动力的成长速度，因而最终消化掉农业中长期积淀的剩余劳动力。

 

跨越这个转折点，标志着一个国家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随后必然出现实际工资上涨现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加快丧失。当时，虽然有日本经济学家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探讨了刘易斯转折点对日本经济的含义，但是，人口因素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变量。

 

从事后来看，正是从刘易斯转折点开始，日本的人口增长就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的趋势。如果说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涉及一些有争议的定义问题以及复杂的计量问题的话，对人口变化或老龄化必然经历的另外两个重要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总人口峰值，则可以从统计数据进行直接观察。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既经历了这两个人口转折点，并且遭遇人口转折对经济增长冲击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日本于1990-1995年间经历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转入负增长。在随后的1995-2019年间，15-59岁年龄人口以年平均0.7%的速度减少。进一步，在2009年，日本经历了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即总人口到达峰值并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在2010-2020年间，日本总人口以年平均0.6%的速度减少。

 

在趋近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个人口转折点的过程中，日本经济的显著特点是潜在增长率的持续降低。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水平所体现的经济增长能力或潜力，因此，该指标是依据一定的理论假设估算出来的，而不是实际统计出来的。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明显减速，及至抵达零增长和开始负增长，日本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劳动力短缺、企业成本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徘徊等冲击，供给侧的增长能力显著下降，并反映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潜在增长能力下降必然导致实际增长表现不佳，因此，两者的同步降低是符合理论预期和现实逻辑的现象。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所得到的差，就是所谓的“增长缺口”。

 

显而易见，正增长缺口表示实际增长超过了增长潜力，往往是政策过度刺激需求造成的结果；负增长缺口表示实际增长没有达到增长潜力，通常是需求不足造成的结果。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观察，以便增进对日本经济遭受人口冲击特点的认识。

 

第一，在1988-1992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正增长缺口。在经济受到供给侧冲击、潜在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情况下，日本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是来自需求侧的冲击，因此推动了大规模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把各种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演练成刺激措施，因而推起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泡沫。这种靠政策手段刺激起来的投资需求，把这个时期的日本经济增长拉到潜在能力之上，形成巨大的正增长缺口，直至伴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才得以消除。

 

第二，在1993-2016年间，日本经济基本处于持续的负增长缺口状态，这标志着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其间，1993年到2002年出现持续增大的负增长缺口，可以说是由于此前大力度刺激政策造成严重产能过剩的结果，以致哪怕是在正常的需求条件下也无法满足过剩产能的增长要求。随后，在泡沫破灭的效应逐渐被消化的过程中，总人口峰值同时日益逼近，以致在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的年份（恰遇国际金融危机），再次遭遇大幅度的经济负增长，负增长缺口更是成为常态。

 

第三，2017年后出现的小幅正增长缺口，即实际增长率大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这期间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在是太低了，如在2017-2019年间潜在增长率分别只有0.52%、0.33%和0.17%。由于日本政府确立了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为了尽可能达到这个目标所出台的任何一个水平的政策刺激，就可能导致增长缺口为正。然而，增长潜力低和需求乏力并存，依然是日本经济受到供给和需求两侧制约下的基本特征。可见，随着日本经历两个人口转折点，经济增长先是遭遇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造成的供给侧冲击，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持续降低，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乏力；随后又遭遇总人口峰值和负增长造成的需求侧冲击，表现为社会总需求成为常态的经济增长制约因素，以致经常性地出现负增长缺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基本逻辑，即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减速的基本原因，并在不同的转折点上带来不尽相同的冲击类型。当然，日本经济最终表现如何，也与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应对和微观市场主体的表现密切相关。

 

二、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原因第一个人口转折点造成潜在增长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传统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支撑既往的增长速度，如果没有其他增长源泉接续，经济增长就会产生一个断崖式的减速。

 

日本在经历大幅度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反应方式，分别来自宏观政策的应对和微观市场主体的应对，实际中这两种反应的结合却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的负面结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日本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增长减速的供给侧根源，反倒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倾注了资金，造成流动性泛滥。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主体即企业和投资者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利用这种宽松的货币环境，加大对资本品的投资力度，推动对劳动力的替代。这形成了一个资本深化的过程，显著提高了资本劳动比。

 

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结合看，泛滥的流动性造成资金充裕和便宜，也使得资金向非实体经济和非生产领域外溢，进入那些不需要依靠比较优势和生产率来竞争的领域，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行业为代表。政策误判导致的宏观应对与相应的微观反应相结合，造成日本经济的巨大泡沫及至最终破裂。按照主流增长理论，虽然资本积累及其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资本投入增长过快和过度，则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随着人口红利消失而发生的经济增长减速，原因在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不能支撑必要的增长速度。这时，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相应提高，正常的增长减速就会演变为长期的增长停滞。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抵消其他增长因素的负面效应，自身反而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我们可以从两个因素的作用，来看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未能有效支撑日本经济的增长。首先，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不可持续，也没有能够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亚洲生产率组织”的研究表明，在日本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间的51%，大幅度地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15%。其次，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绝对水平是有限的。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增长显著减速，也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以及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下降。

 

三、对生产率下降和需求不足的解释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条件下，经济学家预期资本和劳动投入型的增长模式不再能够支撑以往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必须转向依靠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

 

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是世界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也是经济学家所谓东亚“雁阵模型”的早期领头雁。在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日本的制造业增长便进入徘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其他东亚经济体，导致日本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日本经济的生产率表现乏善可陈，进而造成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一路降低，主要是由于两个伴随着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而发生的现象，可以分别称为企业间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退化。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具有扩张性以及主银行制度，造成货币宽松和信贷宽容，使得那些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得以喘息，甚至僵而不死，造成资源配置的僵化。

 

第二，制造业增长减速和比重下降，造成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相对减少，使更多的劳动力转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

 

资源配置僵化和退化的结果，必然是生产率的降低。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在总人口趋近于峰值乃至跨过峰值进入负增长的过程中，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效应日益显现，经常使已经显著降低的增长潜能不能得到实现。

 

第一，作为最重要的贸易型产业，制造业比重下降使得日本的货物出口疲弱。

 

第二，极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降低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造成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过度储蓄现象。

 

第三，由于人口负增长和严重的老龄化，居民消费需求不振，最终消费总额占GDP比重在高收入国家中处于偏低的水平。

 

第四，社会总需求不足形成对增长潜力的制约，以致实际增长率经常性地低于潜在增长率，造成负增长缺口。

 

四、日本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在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未能准确诊断病源和对症施策，使日本经济表现出生产率徘徊、低通货膨胀、低长期利率、极低经济增长率以及高负债率等典型的长期停滞特征。

 

由于人口老龄化，日本经济从当年高速增长明星变成如今长期停滞典型的经历，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面临老龄化挑战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前车之鉴。根据本文已经概括的一些经验事实，我们可以推演出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进而使一个国家罹患“日本病”的一般性轨迹。在一个经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供给侧增长潜力即开始显现减弱的趋势，这时需求侧的因素通常不是问题所在。对减速的原因做出误判，通常会诱致不恰当的政策刺激进而造成经济泡沫。

 

当人口转变到达第一个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进而转向负增长之后，供给侧增长能力的降低愈加明显。虽然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侧能力也相应开始弱化，但是，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仍然是主要矛盾。此后，随着人口转变越来越接近第二个转折点，乃至达到并跨过总人口峰值，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便日益凸显。或者可以说，在第二个转折点之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侧能力下降速度，很可能会快于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时，出现负增长缺口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过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通过收获人口红利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随后，中国经济也经历了一系列与日本相似的转折点，却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也就是说，中国以比日本低得多的人均GDP水平，经历每一个类似的转折点。中国在当前乃至在更长的时间里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如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更好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孙丽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