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此如何理解和把握？

 

刘元春：初次分配，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即以生产中要素的效率功能来进行分配。其中，劳资关系是决定初次分配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

 

再分配，是指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一些补贴体系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相对于初次分配，它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

 

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阶段，三次分配的占比会有所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公益的制度体系较为完善，发展相对较好，但是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一个补充。

 

记者：三者分别有哪些优势和短板，侧重点有何不同？

 

刘元春：初次分配有个重要特点，必须建立在生产体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由生产体系的功能来决定，也就是按劳分配、多种要素相结合的一种分配格局。

 

这种分配体系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首先要体现生产效率，这对于“做大蛋糕”很关键。我们发现，要素在分配中的谈判能力，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下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效果。所以，只要一提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大家就会想到要在初次分配的制度体系上进行调整，比如居民劳动占比相对较低，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相对过高。这是因为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力量相对较弱，资本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相对较强。

 

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劳动要素在分配中间的谈判能力，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保障、劳动福利等都要进行立法，强调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纠正劳资间的不对等关系。因此，初次分配里涉及到很多根本性的改革。但应注意到，如果不坚持效率优先，改革很可能会对其他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收入分配的着力点到底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这里面需要权衡。

 

再分配，主要依靠政府来实施，也就是说，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调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水平。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福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及差别性的补贴政策等在不同经济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实现收入分配。也就是说，初次分配主要是在基本制度和法制框架下由市场来完成，再分配主要是政府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分配，从而实现民生目标、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

 

三次分配，则是在我们的道德、习惯体系下，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慈善公益方式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三次分配离不开两大体系。一是激励体系，包括社会道德舆论、税收体系，特别是财产税、遗产税和捐赠税收减免政策。二是保障体系，需要有效的信托法律制度，同时，还要有一些非营利性法人，特别是慈善团体承担慈善捐赠的收集、转移和分配等活动。

 

三次分配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记者：为什么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础上，补上三次分配这一环？背后的深层次考虑是什么？

 

刘元春：在收入分配里，对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适度节制，或者说使他们的一些收入能够用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这是一个最直接并且效果最为充分的选择。

 

通过这种途径，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使大量的高收入人群按照社会公益、社会公德、社会和谐等道德伦理体系来行动，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时，它又符合自愿原则、公平正义原则，不会在强制性的再分配过程中，伤害一些高收入人群和资本利得者的积极性。对于共同富裕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就三次分配来讲，我国目前虽然各种慈善和捐赠活动日益高涨，但与我们整体的经济规模还不相匹配，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基本的激励体系和保障制度尚未得到很好完善。我们知道，欧美大量富翁都会积极参与慈善，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选择将自己的部分财产捐作公益基金来从事公益活动，通过公益活动来实现再分配。这当然与整个欧美的宗教、法制和道德体系相关，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税收减免政策，欧美遗产税高的可达50%，很多有巨额财产的人，为了回避财产税，都会主动选择捐赠。

 

此外，按照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策，如果你主动捐赠收入所得，可以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税等支出，这就使得一些高收入人员既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目标、道德伦理追求，也能够保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比如很多企业家通过捐赠成立慈善基金，再通过慈善基金来从事相应的慈善活动，从而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

 

就社会激励体系而言，除了非正式的道德体系、伦理体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的税收体系，这是一大关键。它激励富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大家注意到，三次分配概念再度提出，并且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这就意味着下一步围绕慈善事业，国家要完善相应的激励体系、保障体系及立法机制。这个激励体系必然包括捐赠涉及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目前我们很多企业的捐赠是免交企业所得税的，基本上是捐多少就免多少。当然，国家还会有一些更细致、更具体的监管举措，比如审核资金来源，就会看是否符合慈善标准、慈善法。

 

记者：结合现阶段实际情况，我国建立并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有什么基础？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

 

刘元春：国内早就开展了大范围的社会慈善活动，大量高收入人群都已经开始积极投身公益，比如学校教育的捐赠、健康事业的捐赠，还有一些针对灾区的捐赠等，增长速度和规模已经很大，具有良好的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体系，为税收激励体系、三次分配等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不过，有些问题还值得关注：一是我们的税收激励可能不足，西方除了累进所得税，还有大量的财产税、遗产税等征收安排，同时相应规定了参与慈善活动后税收可减免，激励体系更为充分。

 

二是一些信托安排上，我们的中介组织还不太发达，如何使得高收入人群、富有阶层的捐赠更为顺畅、成本更低，值得研究。我们要对信托法律制度加以完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组织在工作创新等方面也需加强。

 

三是进一步弘扬公益慈善文化，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从道德层面加强对践行社会责任优良传统的传承发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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