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实践的学习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在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冲击、化解国内转型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经济加快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对新时代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创新，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五项原则+七大支柱”的转型宏观调控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对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党的百年伟大历史，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在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冲击、化解国内转型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经济加快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对新时代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创新，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五项原则+七大支柱”的转型宏观调控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对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从凯恩斯经济学侧重有效需求不足，到新古典经济学关注供给和预期管理，新凯恩斯经济学兼顾供给和需求管理，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不稳定性、生产率增速放缓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引起更大关注，宏观经济学及其指导的调控实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会随着发展阶段、时代任务和约束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类似阶段各种矛盾多发易发，增长进程被打断、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不在少数。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国内有效需求增速放缓，结构性问题不断凸显，加上全球经济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势头、凝聚广泛发展共识更为紧迫。基于发展的普遍性、转型的必要性和国情的特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调控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顶住转型期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更高形态上实现动态平衡，为深化改革、重塑新动能、推动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环境。

 

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后发经济体跨越高收入门槛时要破解的普遍性难题。从国际经验看，部分后发国家在经历工业化前期的快速追赶以后，由于经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不能实现持续升级，原有增长动能衰竭，加上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结果在转型期经济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被打断，高速增长的潜力未得到足够释放。部分国家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也比较成功地跨进了高收入门槛，个别甚至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都曾经出现过深度回调，有的还爆发了金融危机。从高速增长均衡被打破到构建中高速均衡，各种潜在问题和矛盾不断显露，中间过渡相当于惊险一跃，实现路径相当不确定，各方面对宏观调控的诉求分歧也更为明显。有的仍然寄希望通过放松货币和扩大赤字以拉高经济增速，结果推升通胀，债务规模和资产价格泡沫也快速膨胀，埋下巨大的经济隐患。有的则忽视必要的宏观调控，寄希望通过市场出清，放任经济下行，结果增速下行与预期悲观相互强化，经济长期陷入萧条。如何更好平衡多重调控目标，处理好发展、稳定、改革关系，使经济运行在合理水平，是转型期宏观调控实践必须要突破和创新的重大理论问题。

 

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行列的重要前提。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经济保持一定增速，追赶进程不停滞、不中断，才能保证长期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才有底气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的经验看，经济停滞和不发展的问题更大。我国转型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交织，地区发展不平衡，民生短板和生态问题突出，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上述问题，一旦经济的发动机熄了火，再启动的难度很大，发展的共识就更难凝聚；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是国际治理的积极维护者，也是世界和平积极建设者。实现持续平稳的增长，才能推动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才能促进世界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变。

 

创新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增强超大规模性经济体发展韧性的重要条件。作为一个开放型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强，有扎实的物质、经验和制度基础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但当前我国面临国际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高质量发展任务繁重的双重挑战，经济运行的内外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美国单方面大幅度快速升级关税战、打压我国核心高科技产业链，推动经贸摩擦继续向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扩散，我国融合全球产业布局的进程受到干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金融服务实体能力不足、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较大、民生创新生态短板明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任务非常艰巨。只有充分发挥体制优势，不断创新宏观调控，从供求两侧精准发力，挖掘城镇化这个最大的内需，激发亿万群众所蕴含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抓住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东风，才能应对经济运行大幅波动的挑战，才能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均衡，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二、创新宏观调控坚持五项原则

 

1.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部分国家的宏观调控实践来看，往往将需求和供给分别对待，需求管理针对短期，供给管理针对长期，围绕宏观调控是否就只是需求管理等相关议题的争论似乎也从未平息。实际上，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循环的两大环节，两者并不能简单割裂。在转型期，由于一些传统需求日渐饱和，供大于求的问题凸显，同时围绕转型推进的部分结构性改革可能会产生一些紧缩效果，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经验看，经济增速存在过快回落的可能。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在需求侧进行适当对冲，有助于缓解调整的阵痛，同时避免经济硬着陆，导致结构性改革半途中断。与此同时，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模式转换、结构调整、动能升级，将有助于畅通需求管理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经济运行可持续性和抗冲击性，进而为需求管理打开更大政策空间。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既有趋势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既是市场主体自发的行为，也是体制机制约束的结果，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在这样更为复杂的增长环境下，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调控必须兼顾和平衡多重目标。将需求和供给管理结合起来，才能有足够多的手段和工具完成好复杂局面下的宏观调控任务。

 

2.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在一个产权激励相容、价格形成机制健全、法治体系完备的经济体中，微观结构层面可充分响应宏观变量的调整，宏观调控可以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宏观经济模型当中，并不引入结构变量。但对于一个正在转型的经济体而言，结构优化和总量稳定有时候并不完全自洽。如果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失衡，宏观总量层面的稳增长措施甚至可能加剧结构扭曲，出现所谓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结构调整，就没有真正可持续的宏观稳定。另一方面，结构调整往往涉及到存量，历次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不能保持一定增速，没有增量来调剂存量格局改变之后形成的利益缺口，没有足够投入补齐分配、民生、生态、创新等短板，实现结构优化的难度也可能更大。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与高质量增长相适应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区域结构。将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畅通宏观总量波动与微观基础变动传导渠道，实现速度稳质量优的增长。

 

3.要素重组和要素提质相结合

 

高效的要素配置和高质量的要素供给，是保持经济长期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必要条件。高效要素配置，就是要填平洼地，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产权激励，搞对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引导更多资源要素流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提高要素的生产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不仅要提高现有要素的配置效率，还要有更多中高级生产要素的供给。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规模，但人力资本质量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人均资本存量不足前沿国家的40%,新经济基础设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占比持续上升，但真正原创性的科技成果还很欠缺。要素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长期持续过程，需要有稳定的预期。通过创新宏观调控，不搞大水漫灌，可以避免因为通胀或者资产价格泡沫造成社会心态浮躁，将过多资源用于炒作和赚快钱，从而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耽误长期持续投入。通过政府优化税费结构和财政收支结构，也能够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更有利于中长期增长的重点领域，加快要素优化配置和促进要素质量升级。将要素配置和要素升级结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提升要素生产率，打开更为广阔的增长空间。

 

4.更多放权和更好服务相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向改革要动力，是促进经济平稳转型的先手棋，更本质上说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是一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变革。2013年以来，通过减少行政和非行政性审批、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扩大双向开放等改革，再配合大规模减税降费、创新驱动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营商环境有了显著改善，更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迸发，对稳住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做的，就充分相信市场，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自主调节，但这不简单等同于欧美国家的去管制，也不意味着政府做甩手掌柜。相反，政府需要通过完善信用体系、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创新监管方式、改进服务质量，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将更多放权和更好服务结合起来，才能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难题。

 

5.改善民生与挖掘潜力相结合

 

实现精准调控，关键是要瞄准经济运行的突出短板和瓶颈发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差距就是潜力，短了看是问题，长了看是机遇。往往民生的难点和痛点就是创新宏观调控、激发有效需求、丰富有效供给的着力点。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由于对民生短板重视不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广泛公平参与不够，社会阶层分化严重，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泛起，宏观调控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受到侵蚀，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明显增大。转型期，我国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服务业生产率不高、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善型和发展型需求被束缚、绿色生态型产品和服务供给缺口大、新经济和民生类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而解决好上述问题，可以起到挖掘增长潜力、实现包容发展一石二鸟的作用。将改善民生和挖掘潜力结合，既丰富有效供给，又充分释放有效需求，才能有效兼顾效率和公平、增长和分配，让发展成果和红利为更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三、创新宏观调控突出七大支柱

 

1.调控目标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

 

调控目标需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是凝聚不同经济主体共识的“定盘星”。转型阶段，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快，单纯以经济增速判断调控力度是否适宜，既有难度，也不全面。只要物价基本稳定、就业较为充分、收入稳定增长、风险总体可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财政和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对应的增速就是合意的增速。增速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推动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经济平稳转型。宏观调控的目标，必须是保持合理的、没水分、有质量、有效益、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必须坚决纠正仅仅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单维度偏向。

 

2.调控取向更加注重区间调控和精准调控

 

转型阶段，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各个经济主体对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更不明朗，就要充分发挥调控规则的“指示器”作用。区间调控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相机和规则相结合的调控方式。合理区间的上限是守物价稳定，下限是守就业稳定。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之内，就让市场主体自主调节，预期管理明确，规则传递清晰。但如果经济运行滑出了区间，就必须要从供需两端精准发力，适时适度地实施逆周期调控。

 

3.调控工具更加注重创新和动态调整

 

转型阶段的宏观调控兼顾多重目标、面临多重约束，必须不断丰富和创新政策工具箱，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留足后手。结合税制改革、支出结构优化、政府间财权事权重新划分和改进政府债务管理，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和总量调节方面的功能。通过创新流动性供给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构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兼顾合理流动性供给、政策效应精确传导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多重目标。通过加大简政放权、加快创新驱动、促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4.调控机制更加注重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调控机制是否顺畅，取决于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如果不能在维持宏观稳定的同时，促进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宏观调控的效果将难以持续。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取向，不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各类主体公平竞争，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双向开放水平，寓改革于调控当中，不仅可以打通政策传导的梗阻，增加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激发亿万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竞相涌流。

 

5.调控决策更加注重国内协调和国际协调

 

宏观调控要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多重任务，涉及多种政策工具和多个职能部门，必须加强中央各个部门、中央和地方之间协调，注重政策操作方向和松紧程度的搭配，促进货币、财政、就业、金融、产业和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各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资本、技术、人才、货物、服务和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频繁，国内外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共振的特点更为显著，过度依靠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必须要注重加强多边和双边的协调，完善主管部门参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机制。

 

6.调控落实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市场沟通

 

转型阶段，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环境非常复杂，做好预期引导和沟通工作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预期管理做得好，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需要提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进一步完善重大政策出台权威解读机制，丰富解读渠道。主动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及时澄清模糊或不实信息，防止和化解舆论误导和炒作。

 

7.调控底线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和底线思维

 

历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教训都表明，经济系统的自我纠错和稳定机制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危机的演变逻辑并非线性，也可能不会按照事前演练的蓝本展开。宏观调控要健全重大风险的监测评估，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科学性和准确性，完善风险预警和反应机制，消除经济运行存在的潜在重大失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总的来看，“一个核心问题”“五项原则”和“七大支柱”相辅相成，构成了转型期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也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在转型期调控实践当中的创新与发展。调控的核心问题，相当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方向盘”。通过设定合理的增长目标，避免其他经济体转型时期的错误调控倾向，更进一步凝聚发展和改革的共识。调控的五个原则，相当于精准控制中国经济运行的“刹车、油门”。通过完善调控策略、丰富调控手段和拓宽调控空间，解决转型期间常面临的，而且可能顾此失彼的两难多难问题，保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调控的七个支柱，相当于优化和升级转型宏观调控的“传动系统”。通过完善目标、取向、工具、机制、决策、落实和底线等调控的关键环节，增强宏观调控的方向把控、系统谋划和落实执行能力。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战略设计到战术执行，从理论发展到实践丰富，从长远谋划到短期应对，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

 

（作者：陈昌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