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两方面挑战：一，债务水平大幅攀升，宏观政策的空间缩小；二，带来脱钩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内顾”政策，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趋势。

 

2、从现在起到“十四五”期末或更长时间内，中国仍然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传统的发展模式不能继续了，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的发展。

 

3、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打通堵点，有一些短板需要补，有些西方“卡脖子”的领域需要攻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国际循环，在能够国际循环的领域仍要继续做好循环。

 

4、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明确提出的大政方针。进入新发展阶段，就必须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有效构建新发展格局；只有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使我国在实现“两步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走得更顺畅。

 

5、扩大消费，要属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力最大。如果能够通过乡村振兴，通过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转移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部分最大的消费潜力就能释放出来，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以下是谢伏瞻演讲实录：

 

今天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就“十四五”规划的几个重大问题跟大家交流。去年中央召开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今年全国两会通过了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第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第三，关于发展战略的几个重大问题。

 

 

首先，讲一下“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从国际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就是“东升西降”，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目前来看，国际环境有五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下降。上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所谓的“撒切尔革命”；接着里根政府推行供给学派经济学，从那个时候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成为主流。在这之后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反恐；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四是本世纪初发生的互联网产业革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劳动力同日本、中东一些国家的资本，加上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形成一个环流，使整个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实现较快发展。

 

但由于资本和技术流动快于人才流动，所以资本在全球配置的同时，欧美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中产白人失业率增加、收入停滞，国家之间出现南北分化，人群之间收入分配趋于恶化，这导致了在政治上民粹主义兴起，经济上则是逆全球化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

 

2007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形成了全球化的转折点。有人说，2008年中国举办了一场美轮美奂、盛况无比的奥运会，而美国则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整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经济逆全球化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全球出口额1998-2008年的年均增长是10.4%，2009-2020年的年均增长仅为1.5%。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来看，1997-2007年的年均增长为20.1%，2008-2020年的年均增长是-3.8%，2020年下降42.3%。

 

第二个特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大国在战略性新兴技术经济领域的竞争加剧，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集中体现在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上，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变革，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等。可以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人工智能、5G通信和物联网等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过去落后的国家都在大踏步赶上，但是有一些老牌西方国家却没有赶上或者对这个领域重视不够，比如说欧洲整体上在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领域滞后于大趋势，现在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第三个特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这也是对“十四五”规划影响比较大的全球性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通过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但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疫情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这场疫情导致了人流、物流的阻碍，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所有接触性行业面临停产停业，各国经济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3.3%，较2019年下降6个百分点；在G20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土耳其实现了正增长。很多专家认为，疫情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世界，也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于疫情冲击，各个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特别典型的如美国，在2020年推出了五轮财政刺激政策，总额达到3.8万亿美元；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又推出了第六轮救助法案，达到1.9万亿的规模。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认为，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呈现“三低两高”的局面，所谓“三低”就是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但近期通胀有抬头的趋势），这是属于一种趋势性变化还是短期变化，现在还很难讲清楚；“两高”主要指高政府债务和高收入分配失衡，这是疫情冲击所带来的影响。

 

长期来看，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也蕴藏着一些机遇。挑战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实施大规模宽松政策，推动债务水平大幅度攀升，以及超低利率的负面效应凸显，导致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本国经济政策的空间缩小。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或者病毒变异影响疫苗接种效果，下一步的经济复苏难以预料。另一方面，疫情带来脱钩风险，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从2018年3月开始频繁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后来发生中美贸易战，直到现在采取了很多脱钩政策，而且疫情影响加剧了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内顾”政策，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当前中国面临的脱钩问题，在科技领域或者部分产业领域的脱钩是个什么局面呢？一方面，为了防止脱钩带来的冲击，我国必须有所应对；但另一方面，当培育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时候，就使脱钩成为现实。本来希望避免脱钩，却造成了事实上的脱钩，我称之为“脱钩悖论”。这对下一步的宏观政策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主要是挑战。从机遇上来讲，疫情让大家突然感觉到，虽然人流不能动，但是网上的视频会议、线上会议比过去更方便了，数字经济等很多过去想不到的领域现在也开始发展，像线上教育培训发展的速度比过去快得多，所以既是挑战也有机遇。

 

第四个特点，世界经济东升西降，大国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变化。总体来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发达经济体在相应降低，无论是按照市场汇率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这种趋势都比较明显。按市场汇率，20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达到40.2%，IMF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42.9%；按PPP计算，到2025年预计达到60.2%。第二个方面是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在缩小，2020年底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超过70%，由于中美两国经济总量日益接近，在美国的草根和精英阶层中，对中国的警惕明显增加，增强了斗争、遏制的一面，合作的一面则在减弱。在“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内，随着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这种情况还会加剧，这也是我国面临的大背景。

 

第五个特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特朗普上台之后，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政策，使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效能减弱。多边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很多国际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构法官人数不够，很多本来应该通过国际组织裁定的事情，最后都无法解决，因此整个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从治理对象来看，传统领域需要改革和完善，在贸易、投资、货币和金融等传统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尤其是数字贸易、数字货币和科技金融的监管和治理体系；新兴领域需要填补空白，比如太空、深海、极地和气候等领域的治理规则。

 

讲完了国际环境，我们再分析一下国内目前的有利条件和风险挑战。从有利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2020年，中国的GDP已经超过100万亿元的规模，换算成美元是14万亿多，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大关。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高到现在的17%，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都在明显提升。我国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铁路的运营里程已经达到35000多公里，高铁发展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差不多有15万公里，大家出行比过去方便了许多。有人讲，现在是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入村、快递入户。总体上，“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基础夯的比较实。

 

第二，我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无论是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还是从整个工业体系来看，我国整体水平都比较高。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降到了10%以下，只有7.7%，工业是37.8%，服务业提高到了54.5%。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中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第三，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现在可以说，中国正在成为总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我国在不少门类或者产品的消费上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比如汽车、酒类和奢侈品。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全球的40%，电动汽车占全球市场的64%，半导体占全球市场的46%，光伏面板占全球市场的50%，高铁、数字支付系统本土市场占有率超过90%。我国在不少新兴产业比如数字经济产业、平台经济产业等方面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也是一些小市场、小国家和小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第四，我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从研发投入来讲，自2013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投入国，2020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与欧盟平均水平大体相当。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另外，大家熟知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和量子信息等领域，从过去属于跟跑到现在有的领域已经进入领跑行列。还有航空航天、人工智能、5G通信和移动支付，我国在这些领域均居于领先地位，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第五，我国有独特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首先就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不断完善，法治不断健全完备。总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构筑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政治优势。

 

第六，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货物进出口去年达到32.2万亿元。疫情期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出口的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提升，在不少领域都有新的进步。中国社科院有专家专门就去年疫情以来的产业链变化和不同市场占有率进行了详尽分析，结论认为我国不少领域的产业竞争力都在提高。

 

以上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当然，我国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第一，中美关系变化及其引起的整个国际环境变化。这是在“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可能也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的调整。就目前来看，拜登政府部分继承了特朗普的“遗产”，在一些领域还有新的发展。比如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政府不断拉拢日本，拉拢澳大利亚等“五眼联盟”国家，拉拢欧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这一点拜登明显不同于特朗普，但总的对华战略是继承了原有路线。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各个方面不断给我国制造麻烦，而且不会就此结束。例如，美国挑起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意在阻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后一段时期，在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我国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

 

第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准确地讲，是少子老龄化问题，这需要妥善处理。我国现在不仅是老龄化在加速，同时出生率在下降，这对我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制约。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长期跟踪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深入分析了人口变化、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总体而言，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不深化改革、不从制度方面挖掘新潜力，潜在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第三，潜在增长率下降将对国家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带来深刻影响。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很多风险都可以在高增长的情况下消化，也就是以时间换空间。但是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而且是持续下降的话，很多在过去能解决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比如高债务问题、高杠杆率的问题，等等。

 

第四，缩小收入差距与保持经济增长的权衡，也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调整分配领域的一些政策，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需要进行调整，这是需要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

 

第五，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按照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减排压力很大。如果我国不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就很难实现减排目标，所以如何把绿色发展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不是变成一个包袱就显得至关重要。

 

总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机遇和挑战的内涵都有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这一部分内容，我着重谈谈“三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什么是新发展阶段？它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对此，我们需要深入理解。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确定的目标是两阶段目标。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比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提前了，原来我国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提前到了2035年。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按照现在的要求，大体上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2万美元多一点；到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社科院几个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大体上到2023年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为12535美元，按照2019年的不变价计算，目前看应该说是有把握的。现在不少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两个阶段都跟现代化有关。在“十四五”规划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规划的说明中明确讲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从世界范围来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先后在世界上崛起成为头号发达国家，但不久之后都降为二流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他们走上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靠殖民掠夺，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巨大的现代化（人口普查最新结果是14.1亿人），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按照这样的要求，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2. 从现在起到“十四五”期末或更长时间内，中国仍然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首先，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不承认，包括一些非洲国家、友好国家，他们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那我们算什么？”但是，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从1990年的0.502提高到2020年的0.761，在189个成员当中排名第85位，从人均水平来看和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到目前为止，一些国际组织，包括IMF、WTO、UNCTAD、UNS、ISO等还是将我国列为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这个提法依然没有变，但内涵发生了变化。

 

其次，我国的产业链处在全球产业链中端，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高端水平，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发展目标看，我国要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但这个发展必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的发展。从发展环境看，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立足发展，绝不能有任何动摇。小平同志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管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这个说法随着我们的观念和发展的变化会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现在还是要聚焦发展。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不能继续了，比如，过去主要是采取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现在国际市场变了，延续过去那样大进大出的国际循环会有困难；投资空间也在缩小，前面讲到城镇居民的住房，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领域，除了地下那部分的差距比较大以外，表面光鲜的部分都做得差不多了，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无论是环境还是资源都不能持续支撑，所以必须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从人口总量、结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看，我国都不可能保持像过去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打造新动能。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关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十四五”规划中专门用了一节的内容来讲。

 

3. 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主动选择。所谓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疫情期间提出这一概念，并多次强调。它确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面对这一阶段性变化，党中央做出的主动选择，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战略举措。前面讲到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高科技领域在“卡脖子”环节进行封锁，我们如果不调整发展格局就会陷入被动。这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内在要求。那么，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国在应对国内国际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如，去年疫情暴发初期，最开始在武汉发现病毒，春节前后武汉封城，湖北加强管控之后，西方社会对我国一片攻击之声，等到4月份疫情控制之后舆论风向大变。为什么？控制住了疫情你就有发言权，美国那时候感染人数、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包括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最后还是控制不住疫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首先要把握的一点。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因为大国经济有别于小国经济，中国有庞大的国内需求。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说我国没有其他办法，而是我国必须要走的路。实际上，扩大内需也是应对现阶段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循环，才能真正把增长潜力发挥出来。另外，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打通堵点，使我国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其中有一些短板需要补，有一些缺项需要补，有些西方“卡脖子”的领域需要自己攻关，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突出创新驱动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不要国际循环了，在能够国际循环的领域仍要继续做好循环，但问题是在那些人家不给你、“卡脖子”而不和你循环的领域，必须自主创新。例如，现在的集成电路，包括基础软件和生产设备有很多元器件遭遇“卡脖子”，如果没有芯片，很多企业都要停产，所以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必须立足于能够补齐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短板，一定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自主创新和内需主导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立自强，也就是面对核心技术被“卡脖子”，花多少钱人家都不卖给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必须自己干。

 

三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之外，还有一个制度开放的问题，就是要在制度方面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西方过去的治理机构和治理规则，美国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就退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走出去、引进来，贸易出口的便利化、投资便利化，更重要的是参与全球治理。我国要提升在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要能参与进去，能够在全球治理过程当中提升我国的开放度。

 

总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明确提出的大政方针。进入新发展阶段，就必须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有效构建新发展格局；只有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使我国在实现“两步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走得更顺畅。

 

 

第一部分最后讲到我国面临的几个挑战。这里我着重讲几个重大发展战略，大体上回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当然，这不是“十四五”时期的全部问题。

 

（一）坚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为什么要坚持创新驱动？一方面，以创新引领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且有助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另一方面，以创新引领发展不仅是应对国际竞争新格局的关键之举，也是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内在要求。再一方面，以创新引领发展不仅是两个阶段的重大战略，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从措施来讲，推动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包括：（1）选准攻关方向。重大科技的前沿必须捋清楚，明确攻关方向。“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把下面这些领域列为重大创新攻关方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生物医药、航天科技。瞄准了这些科技前沿之后，一方面靠企业，另一方面靠政府。政府应该做什么？最根本的还是要搞好教育，因为创新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每个层级，用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培养创新型人才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把很大的力气用在人才培养上，而人才培养要从基础抓起。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推进科技创新要更多注重高校建设，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把高水平大学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国家和政府要加强的。

（2）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相关领域布局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3）建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审批了很多高新区，还有像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这些传统的科技人才比较集中、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如何把这些地方打造成创新高地，是要考虑的重点问题。（4）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政府投入力度。过去讲，对于数学、物理的基础研究要靠政府，现在也有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在延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但基础研究更多的要靠政府加大投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二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1）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这不是靠管理部门坐在办公室就能想出来的。什么技术该发展，什么技术发展不了，什么是前沿、超前多少，这些问题企业都比我们要清楚得多。举例来说，华为是一家企业，现在的科研力量和研发投入都是相当大的。要真正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科技创新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出来，这样才能最终促成我国的创新和市场真正有效地结合起来。（2）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要真正把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大文章做好。过去有很多高校的研究成果就是锁在保险柜，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现在的问题是研究不出市场认可的技术，只要有技术，市场上很多创投公司就会投资，所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发挥企业基础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3）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企业家很重要，很多创新来自人，只有企业家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舍得投入，并有意识地把世界上的最好的人才吸引到企业中去，创新才能促成。（4）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主要是像加计扣除、减免税，我们对高科技企业所得税有别于普通企业，普通企业为25%，高科技企业是15%，研发投入加计扣除在不断提高，但目前从企业反映的情况来看还是不够。（5）发挥中小型科技企业的作用。现在很多大型平台企业基本上是由中小科技型企业闯天下打出来的，所以要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挥作用。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1）要健全组织体系。现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体系能达到省一级，主要是政府推动，这是一种模式；企业自身、企业联盟通过资本串联，也是一种模式。各种模式都需要去探索。（2）健全激励机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参与分配、科研评价机制引导。这个指挥棒，光看论文不行。很多企业机制都非常灵活，真正的创新主体应该给股份、给期权等，必须要让知识参与财富分配。（3）构建科研、产业、金融协同互促合作机制。为什么有些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那么活跃，创新企业那么多，成果也很多？我们不少科研人员的成果出来之后没有钱，不能被一步步地转化。随着资本市场上创业板、中小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方面的问题，但还要继续推动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我们现在的考核机制对于创新来讲有很大困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创新性企业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金融支持非常重要，需要有科研机构、产业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作用，这样才能真正使得我们的科技创新取得实效。

 

四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科技创新要靠人，一方面是要自己培养人才，另一方面要引进人才。现在真正顶尖的创新人才都是世界性的，知识没有国界，只要把真正有用的人才、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引进来，我们的企业就能有大的发展。生物医药领域的很多人才都是在国外留学的华人，他们可能在某个领域的研发能力很突出，比如基因、生物制药等，他们回来之后很快就能把一个小企业做起来。第三个方面就是用好人才。要加强国际合作。虽然我们把科技创新叫自主创新，但一定是开放性的，如果是封闭性的，就很难达到我们预想的目的。

 

（二）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内需？

 

一是应对国内外风险。疫情对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必须要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必须坚持把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从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们已经由2007年的8.7%下降到2019年的1.2%，内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二是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这些年，内需在GDP增长当中的贡献率比较高，事实上是内需主导的，最终消费需求在整个GDP增长当中的贡献率也在逐步提高。2019年，我国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最终消费需求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重还略低一些。扩大内需有利于把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挖掘出来，稳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本盘”。

 

三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例如，现在从产品类消费来讲，我国城市住房面积已达到人均37平方米，这并不算少，但是很多质量不行，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城市房子质量还是比较差的。有的几口之家只有一个卫生间，对于三四个人的家庭一个卫生间就不太够用；有的是管道老化，有的是互联网进不去。提升质量是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比如汽车，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千人保有量是204辆，比韩国、欧美国家低很多；当然，这也涉及碳达峰、碳中和问题，涉及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需要综合施策。再比如教育、幼儿、养老、文化和旅游这些领域的相关服务消费，也有很大的需求潜力，还要深入挖掘。

 

《规划纲要》就扩大内需做出两方面部署：

 

第一个方面，改善收入分配，增强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越大，收入越高的人，财富越多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即所谓有钱人无处花，没钱的人想花却没有钱。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一种橄榄型的社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要提升传统消费，比如衣食住行之类的；培育新型消费，比如通讯、网络等方面的消费。我在地方工作时注意到，想提高一点水价，一家一户一个月几十块钱水价也就再提高一点，大家都很难接受，但基本上家家都有手机，最低消费一个月也得花上个几十块钱，这个却没有人吝惜，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从这里也能看出新型消费潜力非常大。再有就是服务消费，刚才讲了，包括教育、医疗统统属于服务类消费。还有，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和政府支出性消费，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总体上，扩大消费还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力最大，但是现实能力不足，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乡村振兴，通过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转移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块最大的消费潜力就能释放出来，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第二个方面，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投资潜力和过去相比在下降，但依然还有空间。在《规划纲要》当中所提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地下管网等“看不见”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空间。在河南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在郑州的航空港区搞了几公里这类设施，那是要花钱的，没钱根本做不到，实际上这个潜力非常大。再比如，一些地方被戏称给马路“装拉链”。为什么？今天挖、明天埋，后天还有新的施工单位。今天是燃气，明天是电缆，没完没了，很多地方的电线跟蜘蛛网一样在空中挂着，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再有就是民生领域。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家所看到的如科技创新体系、防灾备灾体系等也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是不要外需，还要继续发挥外需的重要作用。

 

（三）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写到文件的标题当中，是经过了几番努力的。

 

首先，要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一是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什么说不仅仅是人口老龄化，而且是少子老龄化。从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我们是14.1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11%，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过去常常讲我们用世界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一直占世界人口的20%，现在只有18.11%。当然，我国还是人口第一大国。二是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0.53%，这是很低的，比世界平均增速低0.6个百分点。三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3，低于代际更替生育水平的2.1，虽然比2019年略微提高（2019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2），大概是二胎政策之后稍微有了一点回升，但总体还是很低。四是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下降了6.8个百分点。所以，我们面临的人口形势比较严峻。关于这个问题，蔡昉教授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两个拐点，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拐点，即劳动人口绝对规模下降引发供给侧的问题；另一个是人口总量拐点，在2025-2030年之间（大概率是2027年），我们的总人口规模开始下降，到那个时候就会引发需求侧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几个特征：一是未富先老。在表1中，大家可以我们现在人均GDP是10371美元，相当于其他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国家人均GDP的三分之一。二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20—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提高14.1个百分点，是10个主要国家中提高最快的，这是一个判断。另外，2020—2035年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分别提高11.94个百分点和9.36个百分点，也都高于同期其他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三是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巨大，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76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1/4，刚才讲我们的总人口是占到18.11%，而老龄人口占到1/4，明显高于世界同年龄组人口。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80岁高龄人口将达到3376万，比“十三五”末期增加446万。随着我们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老龄人口的绝对数还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