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也是经济发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快速的人口转变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人口形势的发展变化看，人口因素还将在不同的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持续影响，因此，经济政策要关注人口形势变化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

 

 

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是举全国之力对基本国情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查，第七次人口普查形成了关于人口发展态势最全面、最权威的调查成果。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七普”确认了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如下趋势。

 

首先，我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时代。虽然人口统计学专家们对我国的超低生育率早已经形成共识，但关于生育率的具体水平，尚需一个权威的数据予以确认。以往的人口预测结果在后来的事实检验中屡屡出现偏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重要参数的高估。低生育率水平的确认对于预测未来的人口发展走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未来对人口形势的判断也将基于低生育率这一基本现实。

 

其次，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且可能加速发展。2019年的年度人口数据来源于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根据这一调查，2019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1.7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6%。而根据刚刚公布的“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9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5%。可见，以往的数据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存在明显的低估。依据“七普”数据，我国将很快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未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十四五”规划已经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三个风格化的特征：未富先老，在达到中度老龄化时，人均GDP水平在1万美元左右，低于大多数国家达到中度老龄化时的发展水平；快速老龄化，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的绝对水平不高，但未来30年里人口老龄化的速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快；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老人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4，必须主要基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继续下降，总人口的峰值将很快到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速度可能超出以往的估计。普查数据显示，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之2010年下降了6.7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以前基于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很可能低估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此外，2020年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继续保持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意味着我国总人口的峰值即将到来。

 

 

以超低生育率、快速老龄化和总人口行将达峰为特征的人口形势变化，正在或即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既是未来相当长时期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也可能成为引发短期经济波动的诱因。人口因素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首先，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性的影响。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产出增长来源于两个部分，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人均产出水平（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又来源于资本产出比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如果人口老龄化对上述任何一个因素产生影响，都将会影响总体的经济增长绩效，这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市场规模萎缩，使经济增长放缓；对资本产出比的负面影响虽然不甚明显，但显著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

 

而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时，则有可能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性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大程度的下滑。基于世界上122个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25年的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速度达到一定阈值后，对经济增长产生更为明显的负面影响。考虑到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根据相应的估计参数和人口预测数据推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使未来5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

 

其次，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还将对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例如储蓄率、消费结构等就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联。一直以来，我国的高储蓄率在世界各国具有风格化的特征，而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是高储蓄率的主要来源。高储蓄率是支撑高投资率的重要基础，即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仍将是确保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前提。因此，虽然我国的储蓄率从高位下行有合理的因素，但我们也不希望储蓄率快速下行引起的结构失衡。从国际经验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升，储蓄率将下降，人口老龄化也成为影响储蓄率最为明确的因素，这种负向关系也为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所支持。如果快速老龄化引起储蓄率的快速下降，将会引起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如储蓄、投资、国际收支平衡等出现结构性变化，增加发展的不确定性。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行为也会产生影响，突出体现为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随着老龄化水平上升，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如衣着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明显下降，而医疗消费支出则明显上升。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看，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即便人口老龄化没有影响消费水平，消费模式的转换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三，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对总需求产生的影响。2012年前后，我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对劳动力市场和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工资的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衰减、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等一系列现象的出现，其中，很多情况变化之快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从已经公布“七普”数据推演，人口总量将很快达峰，这将是人口形势出现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人口达到峰值后，我国人口总量将呈现负增长的态势。如何应对人口总量下降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并不多，对我国这样的经济体量和人口体量的大国的影响更具有特殊性。在人口发展越过总量变化的转折点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的程度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应会更加明显，应该在相关领域加强深化改革的力度，以对冲人口因素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

 

 

人口形势具有较强的惯性。在世界各国鲜见低生育率的反弹，人口老龄化也将长期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虽然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由于人口变量的惯性更强，未来应该主要着眼于顺应人口形势的变化，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

 

鉴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未来我国人口形势变化最主要的特征，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适应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老龄化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来自于老年抚养比恶化对社会赡养体系的挑战。因此，依靠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老龄化社会保持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从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看，快速人口转变大大压缩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也必须加速。对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人口转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无政策干预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化，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机制，就更容易形成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我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事实以及不断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很容易对经济发展形成冲击性的影响，难以通过自发的机制实现结构变化，必须辅之以经济发展政策的干预和诱导。因此，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要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发生的变化。在老龄化社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因此，从依赖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增长方式应该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

 

人口形势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冲击就是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不断缩小，因此鼓励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在经济发展政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必须辅之以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再分配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的目的。否则，就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与老龄化相关的贫困加剧的不利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