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客户端4月15日电 题：《王一鸣：增强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根本上要靠改革》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稳定复苏态势，但复苏的基础仍需要巩固。

 

 

今年经济前景回升受到四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低基数，2021年同期基数很低；二是外部订单转移，中国生产能力恢复更快，西方国家一些订单向中国转移；三是就地过年，节后很快恢复开工，生产快速恢复正常。四是内生动力增强，经济复苏面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加快恢复。在这四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2021年前两个月主要指标强劲回升，特别是工业、服务业、零售、投资、进出口的同比增速都超过30%。即便是扣除基数因素，也呈现比较强劲的恢复态势。

 

供给端恢复更为强劲。就地过年使得春节后企业生产较往年大幅提前，而且有效工作日明显增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8.1%，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说明工业生产恢复非常强劲。与此同时，需求也在持续恢复。内需的缺口加快弥合，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3.2%，这比疫情前还低，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1.7%，恢复还不太理想。外需加速恢复带动中国货物出口超预期增长，前两个月货物出口增长50.1%，两年平均值达到17.1%，都超出疫情前的水平。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恢复还不平衡，市场主体感受与宏观数据还有反差，同时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第一，经济恢复还存在结构性差异。总体上，供给恢复强于需求，工业恢复强于服务业，出口恢复强于投资消费，这个态势尽管有所改善，但尚未根本性扭转。出口增速明显超出预期，进口仍然偏弱，反映内需仍显不足。从供给端看，在外需的拉动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已高于疫情前水平，但需求端消费和投资仍然偏弱，特别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两年平均增速还是负增长。制造业投资70%是民间投资，说明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依然比较谨慎，投资活跃度还不高。

 

第二，中小微企业发展仍面临困难。2021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国内原料价格普遍上涨，中小微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加之经济恢复带来的市场利率上行和用工成本上升，进一步推高企业综合成本，小微企业盈利状况没有明显改善，亏损面仍然较大。

 

第三，潜在金融风险释放压力增大。2021年以来，民营企业和地方国企债券违约增多，企业的信用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本付息压力增大。中小金融机构也面临比较大的存量风险，资产重组和补充资本金的压力仍然较大。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前期积累的风险有可能集中暴露。

 

恢复经济把握三方面

 

为此，宏观政策要坚持稳的基调，保持定力很重要。2020年，中国是唯一的货币政策基本正常化的主要经济体，没有大面积放水，财政刺激占GDP比重也大幅低于发达经济体，政策空间依然较大。考虑到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世界经济复苏还有不确定性，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第一，财政政策要保持必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2021年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加快落地。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既要避免信用收缩，也要避免通胀预期强化。对美联储可能的政策调整要加强观察。美联储曾表态，要看到实际通货膨胀“实质性且持续超过2%目标”才会开启紧缩政策，似乎短期内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要做好预案，做好跨周期平衡，为应对新的不确定性留足空间。

 

第二，要推动经济全面均衡复苏。经济复苏还存在结构性差异，关键是消费和服务业恢复相对滞后。要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要着力消除阻碍扩大消费的体制性障碍，促进消费回升。加大对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受冲击较大的服务企业的政策支持，使其尽快恢复到常态。服务行业大多数是小微企业，要完善和落实行之有效的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工具，包括新的结构性减税，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延至2021年底，增强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要增强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这根本上要靠改革，特别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这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有相关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能够落户，享有城市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就会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完善数据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能源、电信、铁路等基础性行业改革也有空间，可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作者 王一鸣(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