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 

——访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闫坤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当下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财政发展面临挑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闫坤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呼吁，应该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审视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加大力度推进财政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国内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疫情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请问其对财政发展带来哪些冲击？

 

闫坤：首先，在短时间内我国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债务风险。从债务规模看，政府债务总体规模从2014年的24.97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8.11万亿元。从债务率看，我国政府债务率从2014年的105.96%下降到2018年的99.76%，但此后又上升到2019年的106.3%，总体已经接近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标准。

 

其次，财政制度规范性不足。政府和市场社会边界模糊导致财政支出边界不清晰，承担“无限支出责任”，边界不清与责任失衡必定导致制度运行失衡，财政承担了无限支出责任，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晰导致财政职能被肢解，财政资金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于不同职能部门，影响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正常发挥，放大了财政的不可持续风险。央地关系调整相对滞后导致基层财政面临更大风险，基层政府尚未找到合适税种作为主体税种，缺少税收管理权，收支矛盾突出。

 

再者，财政制度适应性不足，尤其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不够匹配。一是从收入看，最为规范的税收收入占比不高，大量财政收入都以收费、土地出让金等形式存在，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不确定性强，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二是从支出看，财政支出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投资所占比例过大，其挤出效应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从而导致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过多还会挤占社会性支出。三是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有待提升，当前预算绩效管理理念不够深入。

 

最后，外部因素对财政可持续发展产生冲击。尤其是此次疫情对我国财政产生了重大冲击，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中国经济时报：站在历史的交汇点，建立可持续发展现代财政制度的具体路径是什么？

 

闫坤：第一，通过财政收支结构性改革，扩大财政可支配资源。一是对财政收入进行结构性调整，提升财政收入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程度，推进税费改革，提升税收收入在整个收入体系比重，建立起以税收收入为主的财政收入体系；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能力；创新财政投融资体系。二是对财政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规模，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责任的边界与内容，引导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作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严控制行政性公共消费，对资本性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压缩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强化财政资金管理，建立规范和公开的财政管理模式。

 

第二，针对显性隐性风险，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一是提高政府债务管理能力，强化政府债务管理要堵疏结合，坚守财政承受能力底线，稳步推进政府债务管理改革。二是以公平为主，兼具效率原则，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统筹整合养老保险体系，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承担更多责任；合理划分政府企业个人责任，降低用人单位缴费率；推进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投资和运作，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提升生态环保治理能力，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推动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

 

第三，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升财政体制规范性和发展性。一是逐步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逐步明晰财政责任和支出范围。二是推进中央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尽快细化和明确各领域具体划分方案，并推动事权和支出责任立法。三是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推进建立现代税收体系，推动税制结构调整，补齐税收制度短板；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以房地产税和消费税改革为重点，稳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等。四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逐步构建现代预算管理体制。

 

第四，针对外部冲击，建立可持续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