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加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打破市场壁垒，破除阻碍国内国际市场有效畅通的制度性障碍。然而，当前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

 

第一，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标还有较大差距。大国博弈是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在全球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加紧对中国战略围堵背景下，规则之争更成为前沿阵地。当前，全球国际经贸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构——面向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WTO被逐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建立的区域性贸易服务规则，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这些区域性规则有一个共同特征，即“ABC规则（anyone but china）”。特别是近几年，全球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正是全球经济秩序大调整大变革的突出体现。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有CPTPP、EPA、USMCA，以及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 cosul）等超大自贸协定签署。这些协定凸显全方位覆盖、多元化领域、高质量/高标准等特点，以及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环保劳动、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等变革趋势，对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了全方位挑战。因此，我们应有超越当下的新思路，实施更为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政策体系，积极增强全球多边规则框架的影响力和主导权，通过高水平开放下的规则融合促进国际国内畅通，迈向高质量发展，进而参与构筑更高水平的全球大循环体系。

 

第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快改革进程逐步消除市场扭曲行为，但总体而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水平与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在营商环境和市场准入方面，国内规则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国际社会对我国方案的透明性和开放性也存在质疑，如何以更大力度实施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还须大量努力。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APEC视频峰会演讲时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被称为“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协定”，代表了全球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典型特征。其覆盖面不仅包括经济因素，更包含了众多非经济因素，规则重心也转向一国的经济社会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环境政策、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因此，这一表态彰显了中国将会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以“规则变革”为切入口，构建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

 

第三，国内统一大市场存在诸多体制机制和要素流动壁垒。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对体制机制障碍的破除，让这一比较优势能更加充分地彰显出来，就必须拆除分散竞争体制下各种有形与无形壁垒。当前看，要素流动壁垒和市场壁垒问题尤为突出，各地方政府多年来形成的“锦标赛式”竞争格局、地方保护主义、区域性壁垒、条块分割、准入壁垒等阻碍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各种痼疾，导致市场割裂和资源要素不能有效流动，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与资源错配。这就决定了开放不仅“对外”，也应“对内”，通过深化体制机制和结构性改革，着力消除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在这个层面上，“开放”就是最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