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再次来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论坛，作为一名研究者，我首先谈一些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性认识，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安全视角下的金融科技与数据要素》，在上一个环节，很多不同的专家从自己的视角谈了金融科技发展当中的风险与安全问题，以及数据要素利用安全问题，下面我想从三个视角谈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和思考。

 

 

我们谈金融科技安全问题的时候，首先离不开宏观经济视角的探讨。因为金融科技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金融的问题。金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除了自身的内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对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一些重大的、历史性的、周期性要素的判断。如果这些趋势性的判断做不好，很容易带来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长期来看，虽然当前疫情的挑战短期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从前几年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已经处于长债务周期的顶部，处于创新周期的萧条期，过去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弱化，各部门的杠杆率也处于历史高位。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靠宽松政策刺激，实际上是难以维系的，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经济红利，成为重中之重。如果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变革，以及相应的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变革，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的话，未来整个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的创新，从根本上来说会遇到问题。

 

众所周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学术概念，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在上世纪末，海外曾经出现的一个研究与实践的悖论，当前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那就是索洛悖论。索洛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一方面着眼于计算机产业、IDC(互联网数据中心)产业的投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这些增长没有真正体现在生产率的改进方面。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对这一悖论进行解释分析。后来由于分析的方法产生了差异，没有持续重点研究。但是如今在我们国家，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年来，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是互联网经济的突飞猛进式发展，面临的是数字化程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提升，但是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这样一个衡量纯技术在经济增长当中贡献度的指标，现在还要求要快速提升？因为事实上，前些年全要素生产率不升反降。所以，我们这些年所追求的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化经济，究竟有没有真正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改进上？在研究和实证当中，其实是存疑的。由此衍生出我们要如何打破索洛悖论，打破高登质疑的问题。

 

我们在谈金融科技问题的时候，都离不开宏观层面重大问题的考量。另外一个数据，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直观的感受。过去的中国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来说，靠的是要素推动。所谓的要素，一方面是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是高储蓄率环境下高的资本转化率。而现在这两点都遭遇了一些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人口红利弱化，另一方面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快速老龄化的阶段。这些在金融方面，带来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比如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会不会产生一些历史性的、趋势性的差异。年龄越高，对于风险偏好有可能越来越下降，这样一些大的周期性、趋势性因素，有一些可通过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得以缓解，有一些可能是难以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