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要通过改革开放，改变循环过程中的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城乡关系不协调、中等收入群体不大、人口减速过快、国际循环受制于人等短板，围绕畅通“堵点”、治理“痛点”、连通“断点”、化解“风险点”发力，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第一，要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要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创新力更强、附加值更高、安全性更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让数据要素潜能充分释放。供需有效匹配和高效平衡是实现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前提。随着各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落实，低端供给过剩的问题得到有效抑制，但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仍然无法很好应对需求结构的变化。要依托国内市场的发展环境，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打造国内市场内生动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第二，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农村发展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值此城乡融合的关键时期，拓展农村需求空间、释放农村市场潜力、促进农村消费可以成为扩内需政策的发力重点。要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先。大力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努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城乡互惠互动机制，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三，要发展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构建区域协调、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城镇化要改变“一市独大”的“头重脚轻”的失衡局面。一方面要推动网络型城镇化，利用都市圈、城市群的集聚效益和扩散效应，带动周围若干中小城市加快发展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推动据点式城镇化，即依托县城或县域特大镇集聚人口，大力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要以“两新一重”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中，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内循环的重要推动力，新基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元投入能产生5元的拉动作用。

 

第四，要推动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把“零碳经济”的理念和举措嵌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进程，明确生态红线，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互促进。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发展和完善绿色金融、绿色财税体系。完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领域的体制机制，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带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进一步强化公共监督和制度约束机制建设，为绿色发展提供保障。

 

第五，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消费对于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具有牵引效应，而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能力。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有效需求潜力释放的各类因素。要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积极拓展就业渠道，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优化分配结构，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完善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掘扩大消费的空间。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大力推动失业救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保障性住房供给、养老托幼、家政服务等百姓关注的民生项目，增进民生福祉。我国有三亿农民工，解决好他们及其家庭的就业、就学及民生保障，将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

 

第六，要重视当前“超低生育”人口形势，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现在的预测表明，大约在2025-2030年之间，总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从正到负。应对人口超速老龄化，优化生育政策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而应“多管齐下”。一要“放”，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40多年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生产决策回归家庭，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前，提高生育水平，要让生育政策更具有包容性，使生育自主决策。二要“降”，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让育龄妇女不仅能生，而且想生敢生。三要“奖”，推出一系列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的政策“组合拳”。四要“立”，建立有利于生育主体发展的“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生育友好型”职场。五要“稳”，稳定家庭，着力稳定农民工家庭，让迁徙决策权回归家庭。鼓励农村劳动力举家迁移能够有效解决流动人口分居面临的婚姻家庭生活困境。六要“促”，促进家庭代际支持，重塑代际相互支持的家庭模式与价值观。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鼓励老年人支持帮助晚辈，引导构建新的家庭伦理观。

 

第七，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内生强循环主动选择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过去，我国是被动融入全球化，对国际治理规则具有较少的话语权，许多时候只能被动去适应“霸王条款”，选择空间较少。未来，需要转变开放方式，要更好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主动选择经济全球化过程。要处理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化中欧合作，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维护与全球价值链的多元联动，积极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新兴市场，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在互惠开放中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