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新发展格局。不过，环顾一下迄今围绕新发展格局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可以发现，它们大都集中于这样一个主题：什么是新发展格局？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在于，当我们试图循着这些线索进一步深化分析的时候，总要不免触及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当然有其特殊的背景和考量。这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受阻，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换言之，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威胁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可以作出的一个恰当判断是，新发展格局集中凸显和强调的是“安全”二字。作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强调，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条件下，强调“底线思维”，维系经济安全，无疑十分重要。

 

　　可以注意到，从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此之后发表的几次重要讲话，其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安全”。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主题，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凸显和强调安全的重要表述。比如，“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如此等等。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语境下，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定位，由原来的“四个更”拓展为“五个更”——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基础上添加了“更为安全”，从而形成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的全新概括。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作为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同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不仅相伴而生，而且彼此呼应，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之所以要在当前的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于维系经济安全。新发展格局并非重起炉灶，而是站在既有理论和实践成果肩膀之上实现的新的理论创新。换言之，它所做的实际是一道“加法”——在一系列事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理念、思想和战略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添加了“安全”考量。

 

　　这又意味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上下贯通、逻辑内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们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方面的理论成果一样，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因此，面向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全面调整理念和战略。这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作为基本要求，要将安全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引入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视野。以高度的敬畏之心维系好经济安全，时刻绷紧经济安全这根弦。其二，作为更高要求，要将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放在同一平台加以考量。以高度的智慧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总之，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安全已构成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经常性和关键性考量。我们必须立足于在发展和安全两个大事上同时发力，既要推动经济发展，又要维系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