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或许是百年大变局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了外部环境的恶化可能是一种长期现象的判断，而且提出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原因应该是中国发展崛起过程中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扩散性效应；也包括去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后，部分国家政府在自身不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后出现的责任“甩锅”现象。一些国家疫情蔓延导致经济停摆，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各类损失巨大，由于疫情最早在中国武汉暴发，中国毫无疑问是他们最理想的“甩锅”对象。

 

中国毕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成长相对稳定的大型经济体，美国在与中国开展前所未有的激烈博弈的同时，还拉着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对抗中国，不断从意识形态、治理方式等多方面抹黑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在他们眼里，中国不仅应该对疫情全球蔓延承担责任，甚至中国发展模式也在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民主模式、全球治理体系和秩序等构成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情绪有所蔓延。在我看来，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从美国近期对中国的针对性举动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产业、科技、教育、贸易、人文交流等多方面对中国采取遏制性举措，如何进一步演变似乎还看不到底线，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美国同时还在持续构建“反中”“抗中”的国际统一战线，拉拢或游说其他国家响应他们的行为。虽然目前并没有得广泛响应，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考虑，的确在不同程度、不同领域有所跟进。

 

这些行为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毫无疑问会从需求和供给两端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的战略决断。这是我对“双循环”格局提出背景的理解。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格局实际上一直也都是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现在把这个话题单独提出来，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重大战略调整，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强调，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并可能延续的条件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要在双循环基础上，更多以国内循环为主，这种战略和政策倾向应该是明显的。

 

最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议论这一话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应该要实行国内大循环战略，这似乎是对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计委研究员王建提出实施“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一种修正。我个人是比较反对这种提法的，我认为中国不具备实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本钱。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和技术能力不足，不支持中国实行国内大循环战略。比如说中国70%多的原油要依靠进口，铁矿石的80%多要进口，70%以上的芯片自己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农产品进口实际上也是在间接进口国外的土地资源。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去谋求国内大循环，既不合时宜，也不切实际的，只会产生收缩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并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后果。

 

对上述局限性，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政府官员们，包括做企业的企业家，心里应该要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弊。从政府的角度看，依然要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维护一个友好且可预见的外部环境和必要的制度保障，这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职责之一。

 

眼前，在复杂严峻的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最主要的还是防止把中美争执演变成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或制度优劣之争，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虽然在和美国进行激烈的战略博弈和斗争，但是我们说话做事还是应该就事论事，还要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改善或恢复正常留有余地，毕竟中美关系坏下去对中美都是不利的，对全世界也是不利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何推进实现“双循环”发展格局并取得积极效果，与应该如何准确理解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有密切关系。有的人说以国内循环为主主要是要扩大内需，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内需的支撑。我觉得有道理，但也不全部在理。因为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一部分外需可能会因贸易环境恶化损失掉。在外需损失加大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增长不出现大的波动，当然毫无疑问要进一步扩大内需。

 

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扩大内需面临的根本问题主要还是在供给侧，而不真正在需求侧。我过去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内需并不是真的不足或疲软。我们过去总说内需不足或是消费需求不足，一般总是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进行国际比较，并以此证明中国内需比重太低，从而得出内需不足的论断。但这种比较有个重大缺陷，因为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在GDP中的占比是此消彼长的，外需特别好的时候，内需的比重相对就会低，但这并不能说明内需增长就是不足的。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部环境改善使中国出口在外资企业推动下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超高速增长，持续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那段时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者内需占GDP的比重，与别的国家比确实是偏低的，净出口占GDP的比例曾经接近过10%。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需是不足的，因为如果用时间序列来看，中国在那段时间内需增长的速度与任何一个国家比都要快，只不过外需增长的速度更快而已。

 

我们再来看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关系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投资需求增长特别快的时候，消费在内需中的比例也会显得偏低。但用时间序列来衡量，消费在那一段时间的增速与任何一个国家比都是快于他们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用结构数据来看待需求结构的合理性问题，还要用时间序列的增速来看问题。

 

从2011年开始，中国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在逐步加大。其实，导致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相对增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已经慢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所以在GDP构成里，我们看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变大了，这是因为投资的增速下来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高的时候到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几，现在投资增速掉到只有6%左右，已经持续低于消费增速。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内循环为主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在需求侧大做文章，可能会产生问题。因为扩大内需如果想要扩大消费需求，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钱在老百姓口袋里，个人消费多少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如果消费搞不上去，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只好拼命去搞投资。政府促进投资主要也只能影响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因为民营企业不会无原则响应政府的号召增加投资，如果收益不好不会增加投资。如果政府着力扩大投资，投资于城市基建或所谓新基建，在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卖地收入增速下降的条件下，只能靠扩大举债规模来推进，最后会导致中国的债务杠杆率不断提高，并可能跌入债务陷阱，也可以叫“扩大内需陷阱”。

 

 

如果说扩大内需有利于促进更多依靠国内循环为主的格局，扩大内需的重点也应该放在供给侧而不是刺激内需本身。中国正在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后的消费升级过程中，供给侧由于能力不足、管制过多等原因，还不能很好地响应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导致国内很多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满足，部分需求不得不外溢到境外去得到满足。

 

因此，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的形成或强化，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在需求端，而是在供给端。比如，现在美国在针对中国部分领域实施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断供，对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循环构成冲击，如果中国的供给侧不能形成替代，这部分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这实际上并不是需求端的问题，而是供给端的能力不足问题。所以，我理解以国内循环为主，工作重点更多应该放在提高国内供给侧的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上。如果今后我们面临更大范围的外部先进技术封锁，中国可能不得不实行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进口替代战略，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提高供给侧能力到底应该做什么事呢？核心实际上是促进供给侧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促进技术创新和应用型创业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哪些领域会是创新创业的重点呢？根据趋势性分析，大致可以判断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数字经济，因为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会不断深入、不断扩展，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数字技术，由此形成的数字经济会呈现出宽领域应用的持续高成长性。第二是绿色经济，全球和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和需要越来越大，需要大范围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将建立在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之上。第三是健康经济，就是与人的生命延长、生存质量提高相关的医疗健康产业，这是居民收入提高后的共同需求和追求。第四是制造业基础，这是制造业提高供给能力和竞争力的根基，绝不是仅靠数字化就可以解决的。中国制造业主要面临三个短板，一是基础材料，二是基础工艺，三是基础零部件。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制造业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达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构建国内循环为主的产业链，都是难以实现的。

 

要做好这些事，政府和企业必须有很好的分工和配合。中国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用于基础研究或是一些风险特别高的企业研发活动的扶持，而不是直接对具体产业或重点企业进行直接财务投入。从研发经费总量看，中国现在一年的研发经费已经比欧盟所有国家研发经费的总和还要多，但投入效果并不理想。从投入主体结构看，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不足的，政府对整个科学院系统的投入还不及华为一家企业的研发投入。中国所有研发投入中政府占比只有20%左右，美国研发投入中政府占比是30%，中国和美国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10个百分点的差距，基本上反映了两国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的差距。

 

目前，政府花了很多钱去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有用吗？当然会有作用，但也有副作用。一是政府投入有局限性，二是会导致价格和供求扭曲。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在一些政府基金支持的领域，已经有明显的估值泡沫，这种估值泡沫最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出资人的投资损失。因此，对企业的股权投资还是应该更多由市场机构去选择并决策。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政府设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直接去支持企业发展，是WTO反补贴协议规则下的一种可诉性补贴行为，如果以进口替代为目标还属于禁止性补贴，早晚会引起中国的贸易对象国特别像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关注和报复。因此，如果中国今后还想基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广泛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必须关注自己的一些行为和做法所带来的可能影响。这类问题实际上也是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可能涉及的结构性问题。

 

既然应该在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中更好发挥市场化的股权投资基金的作用，政府就应该营造更好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环境。这包括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完善对金融企业的考核制度，让更多长期性资金能够作为股权基金的出资人。现在国内的资金基本上都在体制内，但体制内的很多机构在出资作为股权基金LP时还面临各种各样的规则限制，而且这些规则还经常发生变化。一些制度性的规定也不尽合理，不利于市场化股权基金的发展，应该进行相应改进甚至改革。

 

此外，还要构建多层便利的股权交易市场环境，为股权基金参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出于产业链优化的并购，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项目的退出，搭建一个更加高效的交易平台和退出通道。

 

最后，要以适度监管为理念推动监管制度改革和完善，推动供给侧各领域管制的放松，减少股权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做股权投资投的是未来，担心的是不确定性风险。在中国，市场投资者最担心的不确定性不是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而是政策环境和监管规则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这在中国是特别普遍的现象，正引起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普遍关注和抱怨。

 

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看，一个更市场化、更法治化、更透明化的制度环境，实际上对供给侧能力的提高，对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更好发挥作用，并最终推动供给侧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的提高，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的既定改革命题，完全应该成为促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应有政策含义。

 

作者为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本文为徐林在全联并购公会2020年年会的发言